唐继尧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于会泽县一书香世家。他6岁读私塾，15岁中秀才，爱好诗书画。1904年留学日本，习军事于振武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秘密活动。青年唐继尧志向高远，不仅发“涤净中华万里山”之豪言，更抒“霸权东亚几时成”之壮语，别号“东大陆主人”。

辛亥年（1911年），唐继尧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继尧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1913年11月，唐继尧正式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1915年12月25日，他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尔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靖国运动。1918年被推为护法军总裁，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1912年被驻川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次年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劝阻，率先回滇复职。1927年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含恨病逝，享年44岁。

唐继尧

1912年1月，为支援四川反清革命势力，唐继尧受命率滇军出征北上，时因贵州发生动乱，又奉命改道援黔平乱。3月，滇军攻取贵阳，唐继尧被该省右派势力拥戴为贵州都督。唐虽然因屠杀战俘、捕杀革命人士，一度受到贵州民众反对和国内舆论谴责，但他治黔有方，使局势迅速好转，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为尔后滇黔联盟打下基础。

1913年9月，蔡锷奉调入京，举荐唐继尧回滇任云南都督。眼见窃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又梦想当皇帝，唐继尧发出“何物敢窃神器，当折棰以笞之”的誓言，并联络爱国志土，加紧扩军备战，多次会商讨袁。1915年12月，面临袁逆就要登基称帝的危急时刻，唐继尧果然敢把皇帝拉下马，于25日率先通电反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护国运动。次年1月，在唐继尧坐镇云南统筹指挥下，蔡锷、李烈钧分率护国滇军攻人四川、广西，所到之处受到民众支援，与北洋军血战，捷报频传。在各地纷纷响应反袁的形势下，西南各省于5月在广东联合成立军政府，推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集重兵大举北伐讨袁。袁世凯政治上遭举国声讨，军事上屡战不胜，内部众叛亲离，欲保总统职位而不能，于6月6日忧惧而死。护国运动粉碎了君主制复辟的梦想，挽救了中华民国。

然而，护国运动并未摧垮袁氏余孽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北京的民国政权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继续推行反动卖国政策，并不断对南方各省实行武力征讨。为此，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联合西南实力派以之抗衡，并坚决主张北伐统一全国。唐继尧虽然支持北伐，但他不愿受孙中山领导，一直凭滇军强大而自主行动。1917年9月，他亲赴重庆召开五省联军会议，充当西南霸主，号称九省联军总司令，其权势膨胀到了顶峰。但这膨胀过程中，他的革命思想却不断蜕化，个人野心不断长大，其所作所为逐渐失去人心，加之滇军连年征战而苦不堪耐，终于激起一场兵变。1921年2月，顾品珍率滇军主力回滇进占昆明，唐继尧被迫下台流亡香港。

1922年，孙中山有意请唐继尧率滇、粤、桂诸军北伐，但唐再次辜负孙的厚望，却在两广搜罗旧部，招纳土匪，回滇灭顾，重当“云南王”。此后，他曾一度专心治滇，兴办教育、筹办市政、发展实业。1922年12月，他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西南的第一所大学，并以自称“东大陆主人”的别号命名为东陆大学，又声称该校是“东亚人之大学”。由于唐继尧的重视和支持，东陆大学的成绩与效率曾在全国同类大学中“居优胜地位”，1930年改名云南大学后得以发展为闻名海内外的高等学府。

此外，唐继尧还创办有男女学员的云南航空学校，培养出大西南第一支空军部队。在市政建设方面，唐继尧主持了昆明市的改造工程，整修街道，开辟公园，疏浚下水道，安装自来水，使省城面貌为之一新。在发展实业方面，在昆明建成了第二座水电站，在蒙自建成云南首座火个旧一碧色寨一石屏铁路，修成昆明一碧鸡关的云南第一条公路，扶持“亚细亚烟草公司”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卷烟。这些都是唐继尧后期治滇的政绩，说明他对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有所贡献的。可惜的是，唐的称霸之心终不改。就在他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他又先后发兵黔、桂、川等省，仍然想独霸西南，进而与各路军阎争天下。1927年初，由于云南人民反唐呼声高涨，滇军又在军阀混战中连遗失败，部将胡若愚、龙云等趁机发动兵变，逼唐交出政权。唐继尧不堪遭此暗算，于5月23日病亡，年44岁。

唐继尧

目前云南的护国史研究有个最大的误区：即把蔡锷、任可澄当做梁启超同党；而把唐继尧当做国民党或者国民党的同路人。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吗？

唐继尧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参加同盟会，现在说法很多，笔者没有精力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唐继尧在云南讲武堂教书时，没有发表过什么革命言论，反向学生灌输了许多封建忠孝、仁义之类的观念，整天教学生唱岳飞的《满江红》（典型的封建愚忠），不像革命军人。

云南重九起义后，唐继尧支持镇压革命党人张文光等领导的滇西起义。随后，唐在贵州梁启超同党任可澄、戴戡请求下，不仅亲自出兵改组贵州省政府，并且几乎把贵州革命党人斩尽杀绝，贵阳城里一时间血流成河……唐继尧武力改组贵州省政府的时候，国民党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党，如果唐继尧真是国民党人，他帮助梁启超的同党残酷屠杀革命党人，国民党居然没有开除他，这就很奇怪了――难道是宋教仁为了拉他的选票吗。

1913年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这时的唐继尧和梁启超同样助纣为虐：他出兵重庆，镇压熊克武等领导的反袁起义。并因镇压重庆革命党人有功，被袁世凯任命为云南都督，接替了蔡锷。在袁世凯眼中，唐继尧或许比蔡锷更可靠吧？否则为什么蔡锷兵权丢失了，唐继尧的实力却被加强了？二次革命后，唐继尧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梁启超同党！他接替蔡锷的云南都督，梁启超起了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正式解体，那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国民党！滞留国内的国民党人多半成为北洋帮凶，但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护国史文章闭着眼睛说瞎话，居然把唐继尧说成是国民党人，或者用"地方实力派"之类的字眼，掩盖唐继尧作为梁启超同党的政治本质？唐继尧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黄兴领导的欧事研究会，均无任何联系！

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刚刚到云南，唐继尧就授意将吕逮捕入狱，后因形势发生变化，唐继尧又开始对吕竭尽拉拢之能事。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是重九起义第二号人物、唐继尧的上司，他的资历比唐继尧、罗佩金都要老得多！因此，唐继尧一方面不得不利用李根源的威望，另一方面则对李根源嫉妒非常！李根源在云南期间，常被唐继尧的警察碾得东躲西藏。李根源对唐继尧非常失望，只好转而策动张子贞等反袁，张子贞也不信任唐继尧，在反袁问题上自行其是，种下了日后唐、张分裂的种子！

历史不是戏剧，但历史又常常充满极致的戏剧性！结论如下：

第一、无论唐继尧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否，国民党正式成立时，唐继尧没有进行党籍登记！

第二、1913年二次革命时，唐继尧和国民党是敌对关系！

第三、1914年国民党已经完全解体，护国起义时中国根本没有国民党！

第四、1918年唐继尧断送护法革命，赶走孙中山，这才促成了国民党的重建，唐继尧不可能在此时参加国民党。
1922年，唐继尧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再次成为国民党的敌人！

第五、大革命时期，唐继尧支持陈炯明与香港帮会合作，共组致公党，挂名副总裁（但未参加党务活动）。此外，唐继尧还自作主张与国家主义派合作，组建青年党，并以总后台自居――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继尧的党派史！

最后结论：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国民党无关，风马牛不相及也！

唐继尧

关于唐继尧铜像下落的三种说法

近一年来，笔者在与老昆明人的闲聊中，打听到的关于唐继尧铜像的下落竟有三种说法，说得最多的有以下两种版本：一说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被毁了，但没谁真见过；另一说是现在还放在物资局的仓库里，但也是听说无人亲睹。还有一说是被白马庙的村民埋在村子里（保护起来）了，说这话的还是云南摄影界的一位知名人士。本人不大相信事隔近半个世纪，铜像还被“软禁”在仓库里而无人报料，所以决定到大观楼公园附近的白马庙村寻访一番，但我寻访到的结果是没听说过及不大可能的回答。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也对，当时的农村已有了人民公社及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一伙村民怎么可能擅自冒险在夜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公园，把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的铜像从基座上取下运走，然后埋到村子里甚至还“保密”到今天。显然这个传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于是又来到了大观河边寻访。这里有很多打牌聊天凑热闹的老人，我躬身下问，却意外碰到一位村外的“知情者”——

不愿透露姓名者目睹了吊运铜像

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昆明老人说，大约在1959年1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两辆吊车开进了大观楼公园起吊铜像。其吊取过程是：两辆吊车的吊臂同时伸向铜像，工人上去捆好铜像与吊钩连接的钢索后，另一批工人则动手使铜像脱离石质基座，然后两辆吊车同时启动……就这样，一座屹立了22年、千年古城建城以来最好的一座室外铜像就这样被“绑架”走了。我无从知道这位老人是一位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因为老人不愿意说。试想，当时铜像被作为“废旧物资”放到物资局仓库是可能的，所以才有了后来“铜像放在物资局仓库”的传闻，但事实上铜像很快又有了新去处。

初一学生在废旧金属堆中发现铜马

近日，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另一位“知情人”——老昆明李翔荣先生。我请他讲述了其亲历所见，他回忆说：大约在1959年的一二月份，他所在的昆四中按上级指示全面停课以投入到“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去。他们初一年级的同学每天一早便步行5公里，赶到位于马街的昆明冶炼厂料场劳动。他们的任务是把堆积如山的废旧金属分类。在料场仓库里劳动时，他们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金属制品。若干年后他们才意识到，当年经他们手分拣过的这些“废品”有很多是凝聚着人类智慧有价值的生活用品和艺术品，甚至是文物收藏品（包括金银硬币）等等。这些“废品”中有故意砸坏的铜管乐器，有完好的铁锅铜碗、古铜佛像等。

在仓库里墙边还站着一个铜人，“他”来自圆通街连云巷一个可能叫“忠烈祠”的地方。旁边是用一块破布盖着的一匹大铜马。好奇的同学们很快就认出来这两件东西竟是被人们称为“昆明三件宝”（古幢、铜人和唐继尧铜像）中的两件宝。铜人是一个比真人小的将军，双手握着的指挥刀插在两腿正中的地面。铜人旁边就是唐继尧铜像上的大铜马。可能是有人觉得这匹来自意大利的“名骑”太刺眼，干脆给它盖上块破布遮掩其光芒。

同学们把大铜马身上的破布扯去后发现，原在马背上的唐继尧塑像的上半身已不见了，但两条腿还附在马肚上，马背上有一个圆洞，估计是用来连接上半身的榫口。大铜马为空心铜铸，一只马脚提起，其余三只马脚与一块厚实的铜板连接为一个稳定的整体。午休时，同学们轮流骑到铜马上并挥舞着一把旧军刀作骑兵冲杀状，玩得不亦乐乎。一个多月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当同学们离开料场仓库时，看见那匹盖着破布的大铜马还在原地站着，但它被投进熔炉化成铜水只是迟早的事。

盼望早日恢复重唐继尧铜像

仍然会有人追问唐继尧铜像上半身的下落，笔者个人推断，铜像上半身现还完好地躺在仓库里的可能性不大。一种可能是：唐继尧的铜像在进入仓库后就被分解，慑于这座云南人家喻户晓的铜像的余威还在，为掩人耳目，当事人把拆下来的上半身砸碎成若干块，装箱后才运到冶炼厂去熔化的。当然，个人推断可以有若干种，所以，我还是想把寻觅谜底的机会留给读者。在昆明，目睹耳闻铜像上半身“归宿”的知情者一定不乏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有心人碰上了呢。

纵观历史风云，我们不难看出，每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要有人站出来引领人们创造历史，抓住并把握机遇创造奇迹，“敢为天下先”的护国元勋唐继尧无疑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唐继尧无疑是一位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不然，70年前的人们有何理由在唐继尧逝世10周年之际为其立像并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道理不言自明。

1964年，陈毅元帅在游览大观楼公园时曾叮嘱有关部门要把“迁走”的唐继尧铜像找回来。这说明新中国领导人对唐继尧历史地位的认同和重视历史文物保护的鲜明态度。在唐继尧铜像被“这离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拆毁48周年的今天，在“护国三杰”中这两杰——蔡锷、李烈钧的铜像已在各自家乡建成之后，该不该恢复重建“护国三杰”之一的唐继尧的铜像，重现其“立马华山，推翻专制；挥戈燕京，重建共和”的光辉形象，这是摆在云南人面前的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1]

唐继尧

在旧军阀中，唐继尧（1885—1927）自然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上世纪50年代初，云南有多处矗立他从法国铸制回滇的跃马挥刀之英姿的铜像。有些群众，还把他在旧民主革命中的护国运动、云南讲武堂联系在一起，口碑不俗。是位很会为自己造舆论、塑形象的人物。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促唐参加北伐，推举他为副元帅，未就。他的这两首诗，正是这时发表于《孟晋》的。办刊者并无市侩恶习，为他称霸云南而予诗稿特别的版面，是看稿不看人，将它夹在许多旧体诗的夹缝中，并不显眼。

第一首为《游华亭寺时甲寅十二月》：

如此江山画不成，万家镫月势纵横。艰难国步行犹易，溷浊人心洗要清。

是龙池甘水浅，宁知天马视山平。纵观一线边城小，眼底浮名未足争。

甲寅年是1914年，正是蔡鄂为云南都督之时。官运亨通、春风得意，登西山，望五百里滇池，名寺傍山，掩映在古树之中，真是天然山水，江山多娇，英雄折腰，人民在建共和之后，意气风发，有登天揽月之势。然而，在这之前与之后，确是国步艰难，为何又是“行犹易”呢？这怕是从作者的平步青云的自我感觉而言，心态才那么矛盾，才视人心如猪圈、厕所那么龌龊。此时，他那“纵观一线边城小”、“宁知天马视山平”的壮语是英雄壮志，还是军阀野心，也是不言自明。对于“成则为王”的王者，“眼底浮名未足争”之形象炒作，就很虚伪了。

唐继尧的另一首《由黔移师滇道中偶成》，不知是从贵州都督而为“开武将军”回云南，还是讨袁、护国运动之后出兵川黔归来，总之，都是衣锦荣归之作。讨袁、护国，他不出力，可都出面，一经“炒”作，往脸上贴了不少金，是他仕途上一大宗精神资产。从其中“两年依旧一身轻”看，应该是指滇军占领贵阳到他又高升回到云南的途中的出兵川黔，则多是半载数月之事。它跟游华亭寺是同一时期的事，按时间顺序，它当在游华亭寺之前，不知作者还是编辑反而放它在后面了。

另一首《由黔移师滇道中偶成》：

甲马旌旗又此行，两年依旧一身轻。山花放卷情常定，林鸟飞投意总诚。

历史千秋留泡影，神州百战尽蜗争。疮痍满地何年补，惭愧前途父老迎。

薄海风潮一剑担，高山雪月又南天。须知平坦征途稳，莫道崎岖世路难。

盖世才从远处老，极天事亦梦中参。孕虞育夏寻常事，桑梓归来酒正酣。

不论这是此位军阀“人性”的乡愁，还是他这土皇帝，总想独霸一方，也牢牢系在本土，即便不能名誉上独立，也是实际上的地方割据之实，从他们忌讳离乡出外的情绪，这“林鸟飞投”之情应该是真实的。打打杀杀，成成败败，回首往事，偶尔泛起“历史千秋留泡影”的感叹，也是情况不是永远使他那么自信的必然吧。为此，这种人也只能总是处于深度的矛盾和极端的虚伪之中。不然，一生都以“打杀”来打天下和保小王朝者，何来“神州百战尽蜗争，疮痍满地何年补”之叹呢？要么，就是以能收拾旧山河的救世主自居吧！

有趣的是，一介武夫，趁顾品珍北伐、昆明空虚杀了回来的唐继尧，竟抛出这么两首诗公开发表，除了“桑梓归来酒正酣”既可述往事，也是话此时之短句，这个打杀一生者之“打”，既残暴于武打，又积虑于文打的军阀，“盖世才从远处老，极天事亦梦中参”尤其“神州百战尽蜗争”，不论他是旁观为民族的感叹，还是将自己放在“蜗争”之中的自省之语都是寻求与昆明父老理解、沟通、套近乎的姿态，用现代人的语言说，他是很会作“秀”（Show）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他不糊涂。

唐继尧字蓂赓，是云南会泽人，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一名举人，他本人也中过秀才，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继尧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继尧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1913年11月，唐继尧正式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1915年12月25日，他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尔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靖国运动。1916年5 月8 日，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宣告成立，以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推唐继尧为抚军长，以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军务院设于肇庆，唐远在昆明，乃由岑以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1918年被推为护法军总裁，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被驻川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次年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劝阻，率先回滇复职。1927年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含恨病逝，享年44岁，云南当局举行公葬，抗战初期，感念唐护国之功，国民政府于1935年明令褒扬，于1936年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唐继尧铜像也在昆明大观楼落成。（现唐继尧坟墓位于昆明圆通山公园内）

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　　

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继尧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继尧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　　

民国2年秋，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1913年11月，唐继尧正式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　　

1915年12月25日，他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尔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靖国运动。　　

1916年5 月8 日，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宣告成立，以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推唐继尧为抚军长，以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军务院设于肇庆，唐远在昆明，乃由岑以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　　

1918年被推为护法军总裁，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1922年被驻川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次年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劝阻，率先回滇复职。

1922年12月创办私立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　　

1927年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

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含恨病逝，享年44岁，云南当局举行公葬，抗战初期，感念唐护国之功，国民政府于1935年明令褒扬，于1936年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唐继尧铜像也在昆明大观楼落成。

唐继尧

唐继尧（公元1883——1927年）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会泽县钟屏镇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1909年回滇后历任清陆军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社军管带等职。参与策动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任军都督府参谋次长。

1912年率军北伐，任贵州都督，次年调任云南都督。1915年与蔡锷等通电全国反袁世凯称帝，任护国都督兼第三军司令。1917年护法运动中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元帅。1922年创建东陆大学，还支持赵藩等辑刻《云南丛书》。1927年5月，唐继尧病逝于昆明，葬于圆通山。一生著有《会泽首义文牍》、《会泽督黔文牍》、《会泽靖国文牍》、《东大陆主义志录》等。唐继尧故居位于会泽县城北钟屏镇二道巷转三道巷中段处14号，大门方位坐西向东，主体建筑坐南向北，占地面积850.1m2，建筑面积410.1m2，属清代中晚期传统民居，封闭式四合院建筑群，系硬山顶穿斗式结构，置正堂，书房、对厅、耳房、粮仓、养马房等，前后院共14间。正房面阔3间11.87m，进深3.85m，檐高3.45m。东西书房对称，与对厅屋面平行，面阔之间长7m，进深2.85m，檐高2.8m。原两院相通，后为居民住宅，被隔为两个院落。故居于1995年被公布为县级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与江西会馆同处一隅的是历史名人唐继尧的故居。唐继尧，这位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写就浓墨重彩一笔的一代伟人，1915年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护国讨袁第一枪，1917年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并任川滇黔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故居正堂的对联“护国讨袁南天一柱，治滇兴教东陆独尊”，便是后人对唐继尧一生全面的概括。唐继尧故居大门坐向东，主体建筑坐南朝北，占地面积850平方米，建筑风格属会泽清代中晚期传统民居，封闭式四合院建筑群，有正堂、书房、对厅、仓库、马房等14间房屋。与会泽众多精美宏伟的民宅相比，唐继尧故居略显简陋，这是因为唐继尧的家境在当时的会泽属中等人家。在这里，你可以一边感慨他一生传奇经历和他故居的普通平凡，一边寻觅他遗留会泽的痕迹。

故居坐落在会泽县城北内街三道巷14号，占地面积851.1平方米。整座宅院坐南朝北，分前后两院，大门迎东，是一座小型的封闭式的四合院建筑群落，属会泽典型的清代中晚期民居建筑风格，前院有正堂三间、对厅、书房及马房，后院有仓房可装谷物，还有厨房，院中有一口井，井中的泉水清澈见底。前后两院共有房屋十四间，整座故居的院落保存基本完好。1995年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继尧

唐继尧墓位于昆明圆通公园西后门的上方。唐继尧，公元1883年～1927年，云南会泽人。唐继尧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都建树奇功，然而其后期卷入了军阀混战，后人为其题写的挽联是：“治滇无善政，护国有奇功”。

唐继尧墓是1932年修建，墓为石砌圆丘形，高6米，直径为16米，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在国内为较大的陵墓。墓前建有廊柱式石牌坊，面阔16.70米，镶嵌着8个石碑，这8个石碑，刻着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大总统黎元洪的授勋令；孙中山大元帅1924年关于推举唐继尧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文件，以及周忠岳为唐继尧写下的长篇墓表。把这些内容合起来，就是唐继尧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人生岁月。

唐坟正中刻写着“会泽唐公冥墓”，两边对联是：“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唐坟前神道两旁立有石狮、华表，唐坟之上还有许多石雕，气势壮观！这个墓把建筑上的希腊式、威尼斯式、哥德式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此外，还采用了拉丁式的铭刻，墓顶树木葱郁，形成了一个绿色墓冠。

唐继尧教育理念之缘起

东陆大学校门

唐氏生逢清末（1883年8月），国家衰败，帝国主义肆意欺辱。面对残破的国家，他深深感到祖国的危机，赴日留学时，他毅然放弃了父亲指定的工科的选择，考虑到中国“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在一颗水晶图章上刻上了“东大陆主人”的字样。并于1905年夏所做《偶成》一诗表达了他的宏伟抱负： 

“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
　壮心百炼锄群丑，安排黄种旧山河；
　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太和。”

在《会泽笔记》中，唐氏更是袒露心怀，“甲午、庚子之役，我民族惨遭异族屠戮；日俄战起，东北父老无辜受其蹂躏，皆我之父兄子弟也，此仇不雪，则我罪不恕，天之生我，宁无意乎？”“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廿世纪之中国男儿，生何如死。”忧国忧民之心，强烈的民族情节，远大的抱负，使其于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立志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光复振兴中华，并进而实现其“东大陆主人”之宏伟理想。笔者认为，唐氏思想根源即在于此，而其关于教育，特别是关于东陆大学建设的思想源头也在于此。 

唐继尧与东陆大学之建设

实际上，唐氏在初掌滇省前后就已经有了建滇省“高等学府”之考虑。以下简述之。 

1913年，唐继尧掌控云南后，就考虑在云南筹办大学的问题，认为“治天下，以大学为基础；立人格，以英雄为模范。” 1915年，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滇省代表提出自办大学的倡议，后因云南首义讨袁，军费支出浩大，以至库款支绌，省办大学事搁浅。1918年，在滇川黔三省联省会议上，唐又提出了于昆明联合办学，其他省代表欣然同意，然，后又因故未成。1919年，云南各届请愿，建议政府自建大学，唐政府亦曾规划之，“……现本督军兼省长力图整理内政，对于教育全部，均积极进行。大学校之设，必期于成”，然因社会不安，经费不足等原因，而辍之。五四运动之后，省内呼吁自办大学之声愈炽，唐氏外观世运，内审国情，慨滇省人材之匮乏，人材之颓靡，遂于1920年“……积极筹备”之。同年，拨翠湖水月轩为筹备处，董泽为处长，开始了滇省第一所大学的筹备工作。然而，1921年，顾品珍倒唐，唐氏被迫流亡香港，大学之筹办亦暂停。

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的创办几经风雨，她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各种需求因素和必须条件实现的综合结果。

首先，当时云南有了现代化工业、矿业、商业，这就产生了对于某种专门人材的强烈需求；其次，“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以至文化勃兴，各种思想充斥着世界，但是，各种文化或者思想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滇省要想发展文化，则必须“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云南以蔡锷为首的当局，曾整顿、扩大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到1920年，云南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中等学校毕业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他们渴望深造，但是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因此，省内自办大学的呼声在地方学生中也特别高，而他们也就成了滇省大学建成后的生源。 

同时，由于当时上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包括董泽在内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滇，使得云南已经具备了开办大学所需要的经济和人力条件。最重要的是，唐氏“二次回滇”之后，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国家不幸，……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材奋斗期间，……乃觉悟培养人材之不可缓。” 作为滇省实际的控制者，他具备了整合各方面之资源建立滇省“高等学府”的条件。 

云南大学校本部

1922年，唐继尧“二次返滇”，重掌权柄。不久，命董泽等继续筹办大学事宜，设筹备处于双塔寺工业学校内。后以明清云南贡院为大学校址，并带头募捐。“1922年，公还主滇政，仍践夙议，定校址，措经费，阅六月而斯校立。” 1922年12月8日，西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正规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宣告成立，东陆一名乃取自唐氏“东大陆主人”之号。时，以唐继尧为名誉校长，董泽为校长。1923年4月20日，东陆大学会泽院奠基并举行开学典礼，唐继尧在致训词中陈述了自己创办大学的原因： 

“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正义’、‘人道’相号召，即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于是憬然于国家之败坏，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材奋斗其间，致正义无由伸展，民治无由发达。迨民八年，军事收束后，乃觉悟培养人才之不可缓。二，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各处环境不同，主张亦固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适履，致旧文化无由发扬。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中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三，废督后实行民治政治，如实业、教育、交通及一切庶政，在需要专门人材，方克有济。此项专门人才，更非由大学以造成不可。四，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如中学毕业后，多数辍学，欲向省外国外谋升学，又苦于交通经济之种种障碍。今设此大学，向上颇便，人才易出。基于以上四种理由，故积极筹备焉。” 

并要求“今后教育，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世乱极矣，揆其原因，实由旧道德堕落，新道德又不能范围人心。欲图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故校章第一条曰：‘要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门人材’，望诸君勉力实行之。”并作“自尊、致知、正义、力行”之校训。 

在唐氏看来大学应该以开放于世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滇省、局限于亚洲，应该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他认为“东陆大学者，东亚人之大学，非滇一省之大学。”“东陆大学之成立其所负文化上之使命不限于云南一省，将进而谋西南诸省文化之均衡与向上，以与中原齐躯，而同欧美争衡。”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在于德育，只有德育搞好了，才能搞好教育，才能作好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材，“心田不打扫干净，虽施以良好教育，亦无益也。”而要做到这一点，不独在于学生， “教授不独在学术，更应注重培养学生之精神。” 1923年《东陆校刊》出版，唐继尧为之序，再次强调办大学之重要，认为读大学做学问者，强调要“求实学，戒虚声”，同时再次表达对教育之宏大昌明之愿望，“愿斯校发扬踔厉，磨练精神，正学昌明，终始勿隳，使东亚大陆，文学观摩，远放异彩。”也许，这不能算作教育思想，但至少也是唐氏对教育的认识。

自1922年12月私立东陆大学成立至今，云南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罕见的从未搬迁、没有搞大合并，在原址持续办学的著名全国重点大学。2013年3月22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云南大学调研时提出要求，云南大学要秉承“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树立宏伟的发展志向，按照建成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大学的目标，要凝聚一批名家大师，建成一批一流学科，形成一批领先的学术成果，成为云岭大地人才辈出的摇篮，为实现“中国梦”、“云南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