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

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 但愿我会更加稳妥， 
一八五四年，戴德生初抵中国海岸。这时的中国仍是门禁森严的。西方人可以停留的地方就只有上海和其它四个因条约被迫开放的口岸；而在内陆，根本就找不到半个基督教宣教土。
中国人看西方人，除了好奇之外，还加上深度的恐惧和不信任。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全国都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太平天国的起义是打着改革社会、经济和宗教的旗帜，在一般西方人眼中，这是推翻满清铁腕统治的最佳机会，可惜这个运动不久就被震压下来。军纪散漫，上下不齐心把这次起义彻底地拖跨了，崇高的理想徒变成了派系的国争，破坏连连。很多人还以为这次运动会将中国的固有文化改变成为一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新文化，但结果却是以怨毒、暴力、流血和纷乱收场。这场动乱一直持续到戴德生来华十一年后，直至满清政府再度巩固其统治势力为止。
戴德生早年在中国事华的艰苦岁月，无疑是多年后他领导众多宣教同工的宝贵经历。但这些日子，实在充满着太多的艰难与苦涩了。 
戴德生的计划是前往南京，然后再深入中国内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宣教士。不过他不久即发现要在上海立足已是难若登天了。 
当戴德生的船快抵达中国时，上海正陷于战乱之中。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占据了上海近租界的地区，与之对垒的是一支为数约四至五万人的政府军，他们在城外驻扎。战事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外国军队随时都要应召来保护租界一带。 
戴德生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终于平安抵达上海，他对于在当地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这样记载当时的心境：“对于终可踏足这国土，我的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好象山洪暴发一般的澎湃，挂着感恩的泪水。” 
不过孤单的感觉和现实的景况很快就冲击着他。事实上，在上海并没有人知道他要来，全中国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后来这样写：“夹杂在屡经风险而蒙神拯救的感恩，以及终于抵达中国国土的喜悦，其中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就是我和我所爱的民族，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是一个在异邦的陌生人。 
“我有三封介绍信，其中一封的介绍人是一位我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对收信人赋以厚望，并且立刻就打听其下落，结果发觉他在我到中国途中，因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生愁闷。只好再打听另一封介绍信的收信人，结果又是一次失望，原来那位宣教士不久前已返回美国去了。剩下的第三封信，因为是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替我写的，所以我对这封信并未如先前那两封信一般寄以厚望。” 
不出所料，第三位人士也已离开该处。戴德生感到十分彷徨。那第三位宣教士的同工于是邀请戴德生暂时居住在伦敦会的房子里，直到他找到适合的居所为止。 
戴德生不久就发现前面的路实在是荆棘满途。首先是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非常昂贵；其次是在租界和上海市的住房都十分吃紧，就算你花得起钱，要找个居所也是不容易。假如不是有伦敦会的乐克医生好心相助，恐怕他就要流落街头了。不过就算有地方栖身，仍然避不过外边不断发生的激烈战事。他只要外出溜一溜，战争所带来各式各样的悲剧便会映入眼帘。 
戴德生初抵上海时，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煤的价格又十分昂贵，当煤价为五十元一吨时，要有暖和的房子根本是不可能。幸好，戴德生一向生活简朴，他只要有地容身已心满意足了，不过刺骨的寒风和湿气仍叫他有点儿受不了。他到达上海后不久，他这样写：“我的处境非常不妙。乐支医生暂时收留我住在他那里，因为房子缺乏…！没有人可以住在市区内……我写此信时战争正在进行，房子亦因落下的炮弹摇动起来。 
“天气那么寒冷，我不能思想，也难以执笔。从我寄给皮尔士先生的信里，你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困惑。寄出去的信要四个月才有回音，招呼我的那几位宣教士是那么热情，真令我害怕自己会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耶稣会带领我的……我深爱中华民族，愿我真的能够帮助他们！” 
戴德生在中国度过第一个星期天后写信给妹妹： 
“我参加了伦敦会的两堂崇拜，下午就随着韦烈先生进城。希望神让你一生也不会见到城中的惨象！我们沿着城墙而行，只见处处颓垣败瓦，房子不是被烧毁就是被炮弹炸得稀烂。想起在这恶劣的天气下，这些人还要四处寻觅蔽身之所真是叫人心酸…… 
“当我们到达北门时，城外的战况正趋激烈，被抬进城来的几个人中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胸膛中了弹，第三个的手臂被流弹射中，骨也碎了，显得异常痛苦……再向前行，有人把掳回来的一枚小钢炮拖进城来。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人拉着五个囚犯，这几个被人拉着辫子走的人向我们发出凄厉的呼求，但我们却是无能为力！他们大概会被拉去砍头吧，想起已足以令人心寒了。 
“离乡背井，身处战乱之中，和当地人又互不理解，这种苦况我如今彻底感受到。看见对方的困局又不能伸以缓手，或指引他们认识主，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撒但如洪水藉机发动，幸好有主耶稣在此高举旌旗与它抗衡。虽然大部分人仍未认识只，听过他名字的人亦不以他为重，但他却是存在的，并且为属他的人所看为至宝。” 
更多的熬炼还在前头。在上海，戴德生经历生平最拮据的困境。在家的时候，他可以省吃俭用，量入为出。但在这里，因为他没办法不和其它宣教士一起食宿，而这些教土的薪酬比他多三、四倍，因此，他被迫超支生活，手上的钱很快便花光了。 
在英国，他曾经为海外宣教工作筹募捐献，他知道那些钱大都是那些低下阶层胼手胝足拿出来的血汗钱，所以对他来说，宣教土的薪津是他们的神圣托付，随意花用只会令他于心不安。令事态变得更恶化的是，他写给传道会请求指引的信大都缺乏清楚答复，即使有回音也是答非所问。 
远处伦敦的传道会关山万里，根本就不能想象他在中国所面对的困局。那些秘书又多半是大忙人，往往公务缠身，就算他们本身对宣教工作多么热衷，他们也难以体会在地球另一端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戴德生已尽可能在他的书信上把困难胪列得清楚明白，但几个月过去了，指示仍然石沉大海，他真是山穷水尽了。 
上海的“一元”，很早以前还值五十仙黄金，但如今已贬值两倍，而且还会继续贬值，况且也没有什么购买能力。就算戴德生过着如何简朴的生活，他仍不得不超支过活，最后他只好用信用状借贷，以救燃眉之急，但伦敦方面的差会却仍然没有答复是否会支付这些账单。 
对于一个对金钱特别谨慎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戴德生就曾为此多夜失眠。 
及后，随看炎夏步近，他的经济情况也就变得更形复杂。他从旁人口中得悉一位苏格兰医生已带着妻儿乘船离开英国，他是要来中国与他合作的。关于这家人的住宿问题，差会并无任何指示。几星期过去了，伦敦方面仍无只子片语，他知道他要采取行动了，否则这家人来到时就要露宿街头了。虽然未得批准，他仍得为他自己和这一家四口找房子，当时在战乱的上海，房子是那么缺乏，租金又是那么昂贵。 
因为请不起轿夫，他只好在酷热的八月天时，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他在上海的朋友建议他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买地自行建造房子。 
不过他怎么能够告诉他们说来脸红的事实，就是他根本没有钱呢！他所代表的差会在圈子内已常被人垢病为欠缺组织能力的！假如想要在中国立足发展，他最好还是尽量忍耐了。还有可以做的就是祷告。 
处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他叙述道：“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但愿我会更加稳妥！最近，读圣经和默想神的应许对我变得更宝贵。起初因为想要快点学会中文，我读圣经都是囫图吞枣似的，这对我的属灵生命起了致命的影响。如今，在那超乎人能理解的恩典之中，主再次向我施恩。 
他告诉妹妹说：“我挖空心思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于是我把这事放在祷告里，让主完全掌管，如今我心里平静多了。主会为我预备房子，并且会在我疑惑却步的地方作为我的引导。” 
实在难以置信，写过那封信两天之后，戴德生就听说有房子要出租。月底前，戴德生已找到一栋房子，大小足够来安顿他自己和那要来的一家人。 
房子有两层高，楼上有五个房间，楼下则有七个，地方算是十分宽敞。这是一所贫苦人家用木材所搭盖的房子，里面的瓦砾废物甚多，用戴德生自己的话说：“这些东西多得足够可以引发一场瘟疫”。房子确是残破不堪。这房子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位于上海的北门附近，处在一带民居之中。这就是戴德生来华六个月后的落脚点。虽然这一带环境不大安全，连一向教他中国话的老师也不肯上门来继续教他，他却找到了一位受过教肓的中国基督徒教他上海话。 
戴德生觉得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已经正式展开了，他自己的小天地就在那些平民百姓之中。在那位新老师的协助下，他举行了早会和晚间聚会，又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小学。另外，他的药房每日大概也有二十至三十人来求诊。 
他写给家人及美会的信，都离不开令人兴奋的工作进展，当然还有他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局。他可能要借贷度日了，不过美会仍未承诺支付他的日常开支。另外，他那本来用作宣教基地的房子，又因为附近不断发生激战，环境非常不安全。他在一封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 
“上星期三晚上，大概凌晨三时左右，附近一场大火把我惊醒了。我匆匆穿上衣服就走到屋顶上察看情况。这类用木材建造的房子，若火乘风势，燃烧的速度会十分迅速。当时情况十分危险，在黑暗中，我估计那场火离我只有四五户人家那么远。我恳切求神的保护，就在这时，天下起雨来，风也止息了，我对神满心感激。不久火也熄灭了。那时已是清晨五时，我再也不敢回床上睡觉。 
“当我还在屋顶的时候，几颗子弹射中了我附近的房子，其中两、三颗似乎还打中了我家屋顶的瓦片。最后，一枚炮弹击中对面人家的屋脊，打坏了许多瓦片，霎时碎片横飞，而火花更在我身旁斜飞而过。屋顶已不容我再逗留了……” 
“就在发生大火的前一天中午，一枚炮弹曾经穿过这座房子的屋顶，跌落在我老师的孩子的跟前，当时他正站在大门口。假如他稍微向前站两三尺左右，就必死无疑。 
“相信你也知道我一生都未曾遇到过这样艰难的日子，但我相信这是必要的，而神也会让这苦难成为我的祝福。我可能会突然离开这里……：但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后悔搬到这座房子来。假如再发生同类情况，我依然会这样做。我们的差会一定要为她的宣教土预备更好的居所，这样的安排真是要不得。” 
情况愈来愈明显，这所房子是不可能收容即将要来的同工一家人，太危险了。十月底，当情势每下愈况时，他就写信给传道会的秘书们： 
“这附近的战事非常频密，很多时候，我晚上大半都不能好好地睡觉。柏加夫妇一家人要住在那里我可没有头绪，不过要搬进来住是根本不可能的。要为我们几个人的住宿问题不断地操心，加上另外一个更难应付的超支问题，对于要面对学习语言和适应炎热天气的我真是不堪负荷…：． 
“我们还未收到有关同工的消息，要再过一段日子他才会抵达这里。巴格尔医生来到时，我们就可以一同商议前面的方向。在中国宣教比起在其它地方所需要的费用较为昂贵，这是我们以前预料不到的。我这个月又要透支了，就算我怎样省吃俭用，仍然挡不了那些不断上涨的物价。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二百英镑，我敢肯定，在上海没有任何宣教土的用度会比这更低的了……” 
事实上，戴德生在上海的外侨当中，已成为其它人窃窃私语的对象，皆因地搬离了租界居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而他本身又甚少与其它西方人来往，况且他的衣着亦开始残破褴褛呢！ 
戴德生就这样居住在租界外，直到有人为了要赶走他而向他邻居的住所纵火，迫于无奈，他才不得不搬回租界的伦敦会他的朋友那里。伦敦宣教会在这时候竟有房子出租，那本来是属于他在中国一位最好的朋友。尔顿夫妇的居所。卜太太生产后不久就死去了，卜先生则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走了。房屋突然空了下来，巴格尔夫妇可能随时抵达，虽然租下房子就只剩下三块钱，戴德生仍然等不及请示，就自作主张地把房子租了下来。两天之后，巴格尔夫妇他等待已久的同工，带着两个小孩和一个在旅途上出生的婴儿终于抵达了。 
令情况更复杂的是，巴格尔夫妇的路费早就用完了，当他们抵达上海时只剩下几块钱。戴德生满以为传道会的信用状早应寄达，但却全无音讯。及后，从伦敦方面寄来的几封信更是只字不提那笔钱！ 
为了解决经济压力，戴德生不得不把房子的一半分租给一位美国宣教士。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剩下三个房间，给他自己和巴格尔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小孩子居住。 
巴格尔医生经常和戴德生到市内及附近的乡村布道。他们在家的时候，每天用心学习中文，但因为住的地方缺乏个人空间，加上物资短缺，他们都觉得生活艰苦，简直是难以忍受。 
戴德生在过去数月对自己的经济情况已是极端忍耐，如今巴格尔医生一家来了，他觉得有需要写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伦敦，作为巴格尔医生的代表： 
“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我这封信过分残忍和没有礼貌，我说的都是有感而发。要不是为了传道会的好处和其它人着想，我会闭口不言，不过我若这样做的话，我就是不忠了。我觉得传道会这样对待巴格尔医生是犯了严重的道德错误，而且是漠视对方的需要。要是你看见别人与你的专业相同，但赚钱却比你多四、五倍，就算是当个小文员也有两倍多的薪水，而你却完全被人忽略，没有后援，在此情况下你会留下来为传道会工作才怪。我并不是说巴格尔医生是这么想，他看来十分投入宣教工作，而我的士气亦因他大得鼓舞。不过无可讳言，事实却是如此。容许我加一句，最近就有一份年薪二百镑的空缺，每天晚上工作差不多两小时就可以了，老实说，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吸引的，因为我不用再为筹措一百二十镑的租金发愁，也不用有委员会在收到我上一封信之后，议决不付我的贩单！因为我的使用超过被批准的限额。 
“巴格尔医生上星期一抵达，他对神只有满心谢恩，因为神保守他们经过旅途上种种险阻，故此就算这所房子是多么简陋萧条，他也是毫无怨言。不过其它宣教士知道之后，就埋怨我没有预先准备，因为我有的家具是少得可怜。但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付了二十镑租金之后就只剩下三块钱……现在物价如此高涨，这几块钱还不足以买一星期的食物。 
“如今天气已十分寒冷，巴格尔一家对此可谓毫无准备，故此他们需要立刻购买御寒衣物。床和其它家具也是必须的，此外还有食物和燃料，这些费用加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巴格尔医生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必定是非常不快乐。希望将来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们的宣教士再也不用忍受这类不必要的困苦。” 
虽然他在华最初的几个月是那么艰辛，加上所属的差会又那么官僚，对他们的困境也漠不关心，戴德生却没有半点怨懑的心。事实上，他离开英国之前和几位传道会的秘书已成为知交，并且在灵里有深入的交通，在华期间，他更时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但基于事实，他不得不把宣教士的需要清楚而有效地向在家乡的支持者传达，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他们在外面的真实情况。 
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教导了戴德生明了一个差会应该如何运作。从一封他写给妹妹贺美的信中，我们看到他那积极乐观的态度： 
“你问我是如何胜过围绕我的忧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它们到主的面前求。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在晚祷时读到诗篇七十二、七十三和七十四篇。请你也翻来读一读，你会发现这几篇诗篇是多么应时。我也不知道为何，最近我读经时常会流下感恩的泪……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好的造就机会，在别的地方我是万万学不到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我都要忍受许多的苦楚，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绝不会这样行，但这些功课至终能使我学会毫无疑惑地仰赖神的智能和大爱！” 
他实在需要神加倍的爱，因为更多更苛刻的苦难还等在他前头呢。
　第五章 一八五五年
“最保守的估计，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戴德生在中国的头两年，令人印象最深刻和啧啧称奇的，要算他那奋不顾身、冒险犯难为宣教工作的开荒之旅。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在完全毫无经济支持，中国话又不大灵光的情况下，竟敢单枪匹马的在这陌生的国士，四出为宣教工作探路。当时的中国并非太平盛世，激列的内战屡在他家附近进行得如火如荼。洋人在这场内战中，立场摇摆不定，有时支持清政府，有时又支持叛军，于是惹来不少中国人怀疑和敌视的眼光。虽然如此，戴德生在头两年仍出门探路不下十次或以上，有时他会和其它宣教士同行，有时则会孤身上路，而每次旅程，都是他属灵勇气和体魄耐力的考验。 
水道是上海通往内陆其它地区的主要途径。沿江而上是大大小小的帆船，这些一船白天是航运工具，到了晚上就是客旅的寄宿之所，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商旅就不用住进陆上那些既危险，又简陋不堪的旅店。 
船上设有简单的炊具，船家和客人就在船上用饭。船的其它设备亦十分粗劣，床是用木板砌的，小小的通风窗口和地面相当接近，乘客在自己的被铺上或躺或坐，因为船舱的高度根本就不能容许人站起来。虽然这种旅行方式速度相当缓慢，并且又受天气和潮汐的影响。不过数以百万计的人仍是以这样的方法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当帆船沿江徐徐而上时，两岸所有的村舍都逃不出客人的视野之内。这些村镇大部分是从未见过外国人的，更遑论听过福音了。 
戴德生渴望跟随主的脚踪，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福音，因此他被江边的景像深深地吸引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主，在多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样：“我要作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单在上海传福音是不足够的，因为已经有其它人在这里展开工作了；他深感有责任要把福音向内地其它地区传开，因为在那此一一地区的人还未曾听过主的福音，假若没有外人把信息带进去，他们就会一辈子也听不到主的话。为此，他下定决心，要把福音传入内地，哪怕面对炎夏、寒冬、或骇人的瘟疫；他也不为战争的危险所拦阻，纵使战争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命，或是拦阻他返回上海较安全的租界。 
在巴格尔医生抵达上海前后的一段日子，不少外国人都会以一天时间往返上海周围十至十五里的地区。巴格尔医生来到后，这对拍档在头三个月就作过多次类似的行程，他们总共分发过一千八百本新约和圣经的单行本，此外又分发了二千份单张和小册子。这些书刊都是小心分发到那些识字的人手上；对于其它大部分不懂文字的，他们就得详细解释这些书册上的信息。 
冬天来到时，这支宣教队伍在摄氏零下的天气中，从一月到三月间，作过四次较长的旅程。他们所到之处，总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们的西方服饰，有别的睑孔和所传的信息都是当地人感兴趣的。戴德生和巴格尔就曾多次遇上一些极不友善的群众，而且生命受到威胁。有一次，他们更被官兵捉着，还准备置他们于死地，不过当那地方官吏听过他们的信息后，他们不但获得释放，而且还可以在该城自由行动，传讲福音。
他们所到访的地区，大部分人仍是相当友善的。一旦初次接触的好奇过后，当地人都会表示友善。当地人对他们所讲的是那么容易接受和感兴趣，以致他们毫无困难就可以送出数以千计的中文新约圣经和小册子。 
因为在其它地区的反应都是那么的好，以致他们对在三月间探访嘉定时所遇到奇怪的对待就感到不知所措了。巴格尔医生记下当时的情况：“当我们走近人群时，所有的成年人都走回屋内，关上大门。不过在我们走过之后，他们又会聚在一块对我们指指点点。” 
后来知道这里的人从未见过洋人，却又听过很多可怕的传言，于是这两位宣教土就在大街上公然行走，让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他们告诉那些肯听他们讲话的人他们是医生，并且乐意次日为病人免费诊病。他们是“好心人”这消息于是不径而走，不过仍有一台害怕他们的人远远尾随他们。不久，这群人的人数会聚会多，甚至把店铺门前的货物也给推倒了。为免惹起那些店主们的不满，他们两人惟有在城中找寻更空旷的地方落脚。 
巴格尔医生记下第二天所发生的事：“一大清早河边就站满了来求诊的人……我们一直忙碌至下午三时，眼见不能一一为他们诊病，戴德生就把那些较急需医治的病人带上船来。当我们给他们诊治完毕后，我们就被带到那些不能亲身前来看病的病人家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早一天还给我们吃过闭门羹的，如今我们竟可以进到他们家里！ 
从那天起，他们在城里到处受欢迎，离开那里前，他们在西门城外附近的庙内讲了一堂道，有很多人请他们留下来，不过他们还是再行上路了。 
每到一处，人们都想更多知道福音。此情景深深鼓舞着戴德生，大感作见证的需要。他从山上的寺观或古塔顶层往下望，纵观脚下的城乡小镇，只见楼房处处，到处都是未闻主道的男女小孩。要做的工作是那么多，要接触的人也是那么多！ 
他每次布道回来，稍事休息，就会预备第二次的行程。四月间，他带着好友卜雨顿宣教土上路（卜的太太年前去世。他们到了长江流域的一个岛屿上的崇明市，那里的人特别乐意听他们讲真理。他们被邀在城内的其中四大庙宇内传讲福音，情况就像新约的宣教土所遇到的一样。在那供奉该城的守护神的寺庙内，他在其中一间厢房设了一个临时诊所为病人医病，而卜尔顿就在外面的广场分发小册子和传讲福音。 
当卜雨顿讲得喉声沙哑时，戴德生就中断诊病，接替他传讲信息。因为他个子较矮，于是就站在庙前的大铜香炉上，向群众讲话。他这样记下这段经： 
“最保守的估讦，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不过我认为就算他有一千人也不过份。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在露天场地有如此一群留心的听众实属罕见。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每次旅程所见到的热烈反应，都令戴德生更憧憬下一次的行程。于是在天气热得几乎令人融化的五、六月和八、九月，他多次到内地去传道。日间他在人群中工作，晚上就住在燠热不通风的船舱内，为怕盗匪偷袭，船舱的门都是关得紧紧的，虽然是热不可耐，但戴德生却没有因此减缓速度。他在五月间就用了廿五天的时间踏足了五十八个城镇讲道，当中有五十一个是从未见过基督教的宣教士。 
在这期间，战事突然起了大变化，上海终于陷落在政府军手里。当时戴德生正和其它宣教士向苏州湖方面进发，他们离开上海才几日，但从山顶上向上海望过去，只见黑烟不断冒升，上海正在燃烧呢！ 
为了担心在租界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安危，他们一行人就折返城中。在他们还未到达上海时，已见叛军匆匆从城中逃出，并且还恳求他们加以援手保护。他们对此实在是无能为力，事实上那些叛军不久就为官兵所擒，就地正法。 
他们忧心忡忡地赶回租界，一路上只见残垣败瓦，一片破落的景象。最后他们终于抵达租界之内，令他们深感安慰的，就是租界和他们离开之前丝毫没有改变。可能官兵太专注屠杀叛军和上海的普通百姓，而把外国侨民忘记了。戴德生写信回家报告情况： 
“上海现已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一片死寂。最少有二千人死亡，一些受害者所遭受的酷刑，比起中古世纪那些野蛮的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城市差不多已成为废墟，那些硕果仅存的生还者实在是境况堪怜。” 
不过无论如何战争的危难已经过去了。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一方面全力照料那些生存者在属灵和身体上的需要，另方面又在焦急地等候差会的答复，指示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的机会和需要时，戴德生和巴格尔夫妇都求神给予指引，定下传福音的策略，以致能充分为主所用。 
他们认为差会应该在上海购买土地，用以兴建医院，好使巴格尔医生可以在当地发展工作，同时以此为向内陆传福音的基地。经过一番讨论和祷告后，他们写信给传道会的委员，请他们寄来所需的款项，时间是刻不容缓的了。上海已经回归那些帝国主义者手中。围城已经结束，重建工作亦已展开，当地经济也开始起飞了。数以千计的机会主义者从邻近域区涌进上海，由于他们加上那些有相同看法的外国人，使物价再次狂升。 
过了数月，这两位宣教士仍在等候回音。严热的夏天令他们那拥挤不堪的房子更难居住。于是他们到另一个一百里外的沿海城市宁波作短暂的逗留，这一去倒让他们看到一个吸引人的机会。在宁波有几个宣教团体深觉有需要成立一间医院，好使他们的宣教工作更能长远地发展。他们向巴格尔医生建议在当地开展医疗工作，这些机构甚至还答应为巴格尔医生筹募经费，好使他能够在宁波大展拳脚。 
不过戴德生和巴格尔仍然专心等候在上海建立宣教总部的回音。当他们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快被收回时，传道会的答复就更形迫切了。房子既要归还给原有的主人，但他们在上海仍找不到可租住的落脚点。 
最后答复来了，不过那却是一个令人十分气馁的回复。委员会已作决定，他们的机构反对在沿海城市花钱在建筑物上，因为他们的宣教工作和工人都是要向内陆进军的。他们不想在沿海的城市树立太多的根基。 
从地球另一端的委员们来看，这个决定是相当合理的。不遇在中国的那几个宣教土可苦了，他们虽然认同这个大前题，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却是非要解决不可；在传道会的计划能成事之前，他们应在哪里找寻栖身之所呢？ 
巴格尔夫妇对委员会的决定深表失望，于是转而接受了前往宁波建医院的邀请。戴德生对他们的决定亦表支持，但自己就变得更傍徨了。他的同工要离去了，他的家没有了，他找遍上海也无居所，他怎能在上海继续他的工作呢？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戴德生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一个主意来。既然他在岸上找不到住处，何不像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住在船上呢？这和他一直以来定意入乡随俗的打算不谋而合，因为他以为既然要服事中国人，就当穿上中国服装，住在中国人当中。 
他看到前面的路了，在他陪同巴格尔一家前往宁波时，他把自己那几件仅有的行李寄存在他们那里。回来后，他就可以展开新的一页，与他专注服事的中国人完全认同。 
戴德生知道这决定非同小可，穿上华服就等于要把前面的头发剃光，然后让后面的头发留长，好编成长辫子。在此以前，从来就没有宣教土或外国人会这样穿戴。有时在作某些旅行时，他们也会把中国的长袍罩在西装上面以方便旅行，但完全舍弃西洋服饰而穿上中国衣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但会被人指责，甚至还会被人拒绝。 
但这毕竟是接触中国人的最佳方法。在五月当他沿长江深入内陆二百里时，他就发觉这样的巡徊布道是相当有成效的，过去因为他穿的是西洋服装，只有徒增他旅途的劳累和压力，因为对那些未曾见过这种服饰的中国人来说，他真是稀奇古怪，既不庄重，而且近乎滑稽，他们来不是要听他的信息，而是对他的打扮指指点点。他相信假如他所穿戴的在中国人眼中是合乎情理的话，他的工作会更容易展开。既然这样穿着有助于加强和中国人的关系，便不在乎那些外国侨民会怎样看他了。于是他订制了一套中国衣裳，准备在陪迭巴格尔夫妇往宁波时在路上穿着，他自己亦准备作跨文化的蜕变。 
在八月的一个晚上，当戴德生走到河边替巴格尔夫妇雇船上路时，半路上有一位陌生的中国人上前来问他是否正在找房子。并告诉他在南门附近有一所未达成的小房子，屋主因为资金耗尽，所以建筑工程中途停顿了，假如戴德生认为这房子合适的话，不用付订金，只要先交六个月的租金就可以了。 
正如一场美梦一般。戴德生随着那人来到上海市的南面，只见那所小巧的房子，既新且洁，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院子的另一边是给仆人住的房间。这正是戴德生梦寐以求的，就连地区也恰到好处。这最后一分钟的祷告蒙垂听，似乎就是神清楚的指示，戴德生在上海的工作还未完结。 
戴德生在同一天晚上拜访一位中国理发师，开始了他那从西到东的改变。第二天早上，他穿成一位中国“夫子”的模样在公众面前出现。他就是这样子陪同巴格尔夫妇往宁波的新住所。他在一八五五年八月廿八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是那么有趣： 
“亲爱的贺美，我写信是要给你一个惊喜，相信你是从未接过一个束长辫，剃光头的人给你的信。为了避免你丈二金刚摸不看头脑，我还是立刻告诉你好了。上个星期二晚上十一时，我请理发师把我的发发剪掉，把其余头发染黑。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编好辫子，又用粗丝把它加长至中国人一般的长度。之后，我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和巴格尔医生出发往一百里外的宁波夫。沿途我们都抓紧机会传福音。如今我只身回来了，希望有更大的机会传福音和分发书刊。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所受的苦，不知道一封信可不可以说得完，不周还是愈快开始愈好。 
“首先，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因为皮肤会生痱子，而每五、六个锺头染发一次也于事无补，只会令头痒加剧。（染发素是一分黑发剂，三分熟石灰，加水混和）。当要梳理那其余留长了的头发时痛苦才会达到高潮，不过，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呢？就是因为要受苦，这才显得那条辫子是那么宝贵。但是当我终于自己编成这条辫子时，我的快乐和满足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当你如此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国人总会尽快换上西式的鞋和袜。中国人的袜子是用厚白布做的，缺乏弹性，而人的脚趾因为难以适应而被挤迫得变了形，至于脚跟也不能习惯完全平底的鞋子。其次是裤子，实在是难以想象。我的裤子腰围比实际宽两尺，多余的布料要在前面打折，然后束上瞟带。裤管很短，只及膝盖，而且跟腰围一样宽大。裤管塞进了那长白模之后，就像一条特大号的灯笼裤，巴格尔医生还戏言那裤管足可以储备两星期的食物呢。中国人是不穿衬衣的，他们穿的是白色的洗水褂子，袖子比二十年前的女子服饰还宽。这一切之上是件色泽华丽的丝质长袍，袍的袖宽又长，长度比手指尖还足足多出十二至十五寸，当手在工作时，多出的部分就会被卷起来。他们在这个季节除了有大型庆典之外，是不戴帽子的，故此在猛烈的太阳照射之下，真是一点也不好受。” 
“星期三，八月廿九日。贺美，不知这么详细的解说会不会令你厌烦。不过我已没有时间再讲述下去了，我只想多提一件事就是我上理发店洗头的经历。我想既然要学足中国人的穿戴，理当亦应进去试一试，否则我以后或许不会有走进去的冲动了。为此我要极力忍受那理发师不断挥得我的头怪痒的，然后又在我的肩膀、背部槌打一番！还未做完这些步骤，我的背部多处已是痛苦难当。到了第二次，我的接受能力好多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自我赞赏一番，因为我终于可以接受这位理发师的手艺了。” 
“我和巴格尔医生前往杭州湾时，一路上都被人认出是外国人来，因为我们要用英语交谈。但今天我在海恩市到处溜跶时，竟没有人发觉有我这个洋人在他们当中。而我的真面目在分发书刊和为病人诊病时就无所遁形了。于是我的助手被人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不久就传开了。这样穿戴最初当然不如穿洋服那般容易受人尊重，但不久我的医护工作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明显地为人看病赠医和给药是在内陆工作最好的途径。那些妇孺们都比以前更愿意前来接受治疗，我相信我一身中国式的打扮也当记一功。” 
当戴德生在他上海的新居安顿下来后，他对内陆之思慕就更加迫切，他的祷告也满是有关内陆的工作。不过当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作好准备功夫，而在预备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鼓舞。十月间他写道： 
“虽然巴格尔医生已去了宁波，我可一点也不寂寞。我感到神与我同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神亦吸引我多方祷告和儆醒，这点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虽然在上海他有无数传福音的机会，而他的小天地亦相当舒适，戴德生还是带着能力与充满兴奋的心情，出发前往内陆去。这次他是单独出发的，而他穿的和中国人一般模样。他这新策略的好处很快就见到了。 
他的目的地是崇明市。这岛上有一百多万人口，但却没有基督教宣教士。几个月前他和卜雷就曾来采访过，当地的人对他们倒是十分欢迎，而这次再去，他们的热情更是令他惊讶。 
在他初抵达之处，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让他离开。有些人也曾见过洋人，但却从未见过一个穿中国服装的洋人。这位大夫真的不像外地人；他的药箱和他的讲道同样受欢迎。所以当他因为害怕潮湿想找一间在楼上的房间时，他们甚至说：“假如没有在楼上的房间，就让他住在庙里好了。” 
不过有家主人却前来说他家有个阁楼空置着，就这样，才抵达崇明市三天，戴德生在中国内地已有了他第一个家了。在上海找房子吃了那么多苦头，这里的经历能不叫这位年轻的宣教土感觉得着了极大的鼓舞吗？这件事和崇明市的人对他的反应一样使他兴奋。 
每天都有人来参加聚会，访客和病人络绎不绝。经过六个星期如此令人感动的工作之后，他家渐渐就凝聚了一班常客，他们都非常渴想知道基督教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工作亦引起当地一些医生的不满。在客人中有一位是姓蒋的铁匠和一位成功的商人。戴德生写信说：“这些人的心是主打开的。”戴德生此行亦带同他在中国所结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是叫台贵华的上海人，及另一位基督徒助手。所以在他返回上海补充物资时，这二人便继续教导当地的初信者和慕道友。不过，有一次当戴德生由崇明市返回上海时，成功的喜乐都变成苦涩与失望。他接到一张传票，请他立刻向英国领事馆报到。 
原来一小群中国医生和药店东主竟在戴德生背后搬弄事非。他们贿赂一位当地官员向有关方面投诉，说这位“外国医生”以免费医病来抢夺他们的病人。这位官员真的向英领事方面投诉，于是领事馆就把他召来告诫一番，要他知道中英条约只限外国人居住于沿海的城市。假如他要住在其它地方，他就要被罚款五百大元。戴德生为自己辩护，指出在崇明市也有法国神父居住，而因着英国享有最惠国地位，所以，这给其它国家国民有豁免权的条约也适用于英国人身上。但英领事却推说自己没有执行这裁决的权力，假若戴德生要上诉，他就得向更高权力机关上诉。不过在现阶段，他是不能返回崇明市，而且受到警告以后也不得干犯该项条约。 
看来他得放弃这成功的新事工了，虽然这事工是那么令他兴奋和鼓舞。而且他要放弃“在内地的第一个家”，但这显然是神引导和赐福他的工作的一个明证。 
第六章 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六年
那快乐的几个月给我能以形容的喜乐和安慰。我从未有过像宾威廉先生一样的属灵父亲，也未尝过如此圣洁愉快的相交。 
戴德生在那天晚上给家里写了一封既伤心又沮丧的信。那些在崇明市的年轻追寻者，包括蒋和宋，还有其它人，他们会变成怎么样呢？他们不是他信仰上的孩子吗？他怎么可以就此丢下他们不理，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多么贫乏。他向传道会的秘书们请示自己的责任和规限：
“自从知道被禁止住在崇明市，连到内陆其它地区逗留一个短时期也是有违和约，会被罚款五百大元之后，我想最好还是先写信问清楚，假如我真的被罚款，传道会会不会承担这笔费用？又假如环境许可，我可以到内陆去，不过得同时放弃所有受领事馆保护的权利时，你们会不会批准我这样做？我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做，还是传道会会反对她其中一个宣教士采取这立场呢？ 
“虽然不能够再留在崇明市，我们仍得感谢神所成就的。我深深相信其中三位已决志信主的是诚挚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愿这些果子存留到、水远。……但同时要放弃这工作是难上加难。 
“……请为我祷告，我不想因为逃避危险，或惹上官司，甚至因为缺乏忍耐而使自己不能再被神所用：……” 
戴德生决定把领事的裁决向英国首相提出上诉，后者在两星期内就会抵达上海。不过在这段等候期间，除了和崇明岛的居民伤心告别外，他可以说是无计可施。 
晚上当小组最后一次聚会时，那位铁匠对戴德生说：“假如我不能再参加你的聚会，我将会非常伤心。” 
戴德生对他说：“但你可以在家中敬拜主的啊！在星期天关上铺子，然后找人读圣经给你听，又召集你的邻居来听福音，就算我不在，神也会与你同在。” 
“我懂的是那么少。”宋也说：“当我读圣经时，很多字我不认得。我的心非常难过，因为你要离开我们了，但我感谢神差派你来这里。以前我的罪是那么沉重，如今都给主背负了，而他还每天赐我平安和喜乐。” 
戴德生回到上海，令他倍感失望的是英国首相来华的日期延迟了。任何上诉的希望都暂时被搁置下来。他在失望之余，写信给父母亲说： 
“请为我祷告，我需要更多恩典去过条件比我应得更不好的生活。让我更能体会主所作的，他说过：‘我为羊舍命。’我不想作那个看见狼来了就逃走的雇工，我也不想胡乱闯入危险之地，因为在安全之地也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我渴想认识神的旨意，并且有他的恩典去实践出来，就算最后会被驱逐出境也不打紧。请为我祷告，求主让我可以不但在言语上，也在行为和真理上成为他的跟随者。” 
就在他这段极度失意的日子中，主以极不寻常的方法应允了他的祷告，包括他为自己以及为他所照顾的初信者的祷告，原来宾威廉牧师当时也在上海。这位在一八三九年苏格兰大复兴中，家喻户晓的传道人和宣教士亦受感动要往中国内陆传福音，要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他曾沿长江深入内地，直至他被驱赶回来为止，因此他就在上海遇到年轻的戴德生，当时后者正因刚碰到的挫折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的年纪有一段距离，但两人却非常投契，正如新约的宣教土保罗和提摩太一样，他们是彼此为友，彼此同工。 
不久，他们的两条船就一起沿着由上海通往内陆其它各处的大小水道出发了。年长的宣教士已有一套他自己传福音的策略，而戴德生亦乐于跟随。他们会选择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然后在那里逗留二至三星期。每天，他们一大清早就按照计划出发，有时就到近郊那些外国人罕见的地方。由外至内，他们渐渐就移师至城内那些工口较稠密的地区，因为他们先前已在城郊布道多日，再次在城内市集一带出现时，人们对他们已是略有所闻，而见怪不怪了。于是群众不会因而麇集，而商铺老板也不会因为货物被推倒而大发雷霆。他们还会到访庙宇、学校和茶馆等，适合传道的地方就会经常拜访。他们在每次聚会时会宣布下一处聚会地点，因此那些熟悉的面孔总带给他们极大的鼓舞。至于一些对真理渴望知道更多的人，就会被邀上船继续听道。 
戴德生从他的老朋友宾威廉身上获益良多，而对方亦不耻下问。过了一段日子，这位苏格兰的传教士不难看到，虽然戴德生比他年轻和缺乏经验，但却比他更能吸引听众。群众甚至邀请戴德生登堂入室，而他却要站在门外等候。那些爱闹事的人总爱围着宾威廉这个穿洋服的布道者，而不想因听道而受骚扰的一群，倒愿意跟着他那没有那么惹人注目的年轻同伴。宾先生有封写于一八八五六年一月廿六日的信，提到他和戴德生一起的经历： 
“这次我离开上海已有四十一天了。和我作伴的是中国传道会一位年轻的英国宣教土戴先生……我们经历到神许多的恩惠，在工作方面亦体验到颇大的帮助。 
“有一件事，我已提过不止一次，如今还得重复一遍；在四星期前，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开始穿上中国服装，直到这刻我还是这样穿着。戴德生早在几个月前就这般打扮了，我发觉如此实在省却了不少传道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决定仿效他…… 
“这个工场非常辽阔，我们一时之间还不能决定留在那一处发展。听道的人都很留心，但我们还得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叫他们信道悔改。在基司库的信徒有没有为我们代祷呢？他们有没有寻求圣灵的帮助？这么大的需要，实在需要很多人同心为这工作代祷。要收的庄稼多，但作工的人少，而且还只是勉强的人选，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根本就不能承担这工作。但神的恩典可以使几个软弱的器皿成就大事，而且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每日读经祈祷是宾威廉生活的基石。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他非常熟悉圣经，他讲道最大的能力是来自他晓得怎样用圣灵的宝剑，去剌透人的心灵深处……有些时侯，当你听他讲道时，你会以为是一位活生生的先知在讲解圣经新的一章……他的一生是名符其实的以祷告而活，他的事奉是在施恩宝座前打连场的仗……在发掘圣经的宝藏时，他不时会找到大块大块的金子，这些后来都成了其它人属灵财产的一部分。” 
宾威廉是个有学养，为人开朗又风趣的人，且非常喜欢唱歌。他除了是戴德生属灵的榜样外，也是一位充满生命力的伙伴和知己。他爱说故事，又乐意和他这位年轻的朋友分享多年来的经验和智能。结果是，戴德生和宾威廉在一起的日子，所得的教导就和上大学一般无异，而且更为实用。因为宾威廉就在中国当时当地把戴德生当知道的和该作的，在他面前实际地活出来。 
宾威廉常常说：“当一个人有主在他心中时，他眼中就只有天堂，和足够他走完这一生的地上财富，世上没有可令他挂虑的事物……与保护以色列的牧人连结，走在那是太阳又是盾牌的主的身旁，那已包括一个罪人在往天堂路上，足以满足他的一切。” 
他们两人就是如此快乐地工作了整整七个月。在这期间，一位基督徒包华士船长告诉他们汕头的福音需要。戴德生一面听一面感到，是神呼召他往这个南方的大口岸去，因为那里还没有宣教土踏足过。不过因为不想离开他的朋友，他有多日都在抗拒这呼召。 
最后一天晚上，他再也不能抗拒神的工作了。他后来这样记下当时的经过： 
“我请宾先生来我仍作为总部的小屋，我流着泪地告诉他神给我的带领，我是怎样抗拒，怎样的不愿意离开他，前往这个新的工场。宾先生听着听着，脸上只有惊异和喜悦之色，而无半点难过之情。他告诉我，在同一天晚上他也听见神的呼召叫他往汕头去，而他唯一的惋惜也是要和我分手而已。” 
到达汕头之后，这两位宣教士只能在城中人烟稠密的地区，找到一间香烛店楼上的房间。包华士船长在探访过他们之后，给他们一位相熟的朋友写了这封信，信中这样形容他们的情况： 
“在汕头贫民区中，我找到他所居住的陋室，我对他表示：‘宾先生，你大可以找一处更像样的地方来居住啊！’他笑着告诉我，他在这些人当中生活，比满屋子的享受还过得舒适写意，他每月的房租就只有十块钱。我惊叫说：‘宾先生，那还不足够给我买烟呢！’他说那已够他用了。” 
对于宾威廉和戴德生来说，能用十块钱找到一个房间已是挺划算了，虽然这个房间的入口是开在地板上的。假如他们不是穿着中国服装，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充满敌意和暴力的城市中生存，更惶论传福音和交朋友了。 
在汕头，所有欧洲人都有参与贩毒和贩买奴隶的嫌疑，因为这两种勾当在这个腐败的城市相当普遍。戴德生告诉家里说： 
“每月这里有二百箱鸦片进口，每箱都装有四十个四磅重的鸦片球，故此单是在这港口，每月至少就有三万二千磅鸦片运入中国，而它们的价值大约是五十万英镑，难怪这里的人都那么穷，那么无知和凶狠。”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被卖往外埠为奴，这是所谓‘苦力贸易’。这些人通常讲明是做几年苦工，但鲜有活着回来的，很多人上船时都以为是往外地掘金去，有些人就是被一些更卑鄙的手段骗上船的。上船后，奴隶贩子就按人头收取酬金，而这些可怜的人不久亦发现他们是被人以最恐布的方法囚禁。他们有些跳船逃生，但多数是被捉回并被毒打一番。有些船载有成千苦力，而有些则有三至四百人在船上，他们很多人还未到古巴、夏湾拿等目的地就死了……在一条有数百人的船上，我听见船上的医生说，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能捱完整个旅程。可怜的老百姓呀！” 
在一封他写给妹妹的信中，他讲了更多周围所发生的事： 
“假如有一处地方需要神的福音，这里就是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已不知羞耻为何物……有些比禽兽还不如。为官的不但不维护公正，反倒营私舞弊，以抽鸦片为乐。而那些经常来往双岛的水手和外国人，其生活靡烂的程度更加不堪。” 
“罪在这里掌权，而通常最无助的受害人就是妇女。当人命贱如草芥时，妇女的地位就更甚了。他们被视为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只适合被卖作人妻妾婢仆，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里已婚女性和家庭的数目比起来人口并不算多，但不幸的妇女却占了一大部分。不幸是我故意说的，因为她们被人买回来养大就是为了要承受不幸。她们是主人的财产，虽然他们大多对此深恶痛绝，但却苦无出路。前几天晚上，我听见令人心碎的妇女尖叫声，探问之下，才知道附近一户人家新近买了两名婢女，正虐打她们就范。告诉我的人说：‘这样的情形在这里非常普遍。’可怜的人哪！她们的哭叫声足足持续了两个钟头。 
“其实对你说这些并不适合，但除非你知晓，你又怎会怜悯她们，为他们祷告呢？英国的妇女绝少领悟到她们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拜福音所赐……” 
戴德生和宾威廉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但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还看见许多人归向主。他们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在汕头才四个月，已能够租下整座房子，作为他们蓬勃发展事工的总部。这个时候，宾威廉说服戴德生返回上海，把存在那里的医药物品带来汕头，好成立一间医院作为他们事工的一部分。 
戴德生勉强去了。他实在不愿意留下老人一人独力应付那疾病肆虐的炎炎夏日，况且他更舍不得暂时中断和老伙伴的合作，这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他后来回忆这件事说：“那快乐的几个月给我难以形容的音乐和安慰。我从未有过像宾威廉先生一样的属灵父亲，也未尝过如此圣洁愉快的相交。他对圣经的爱慕实在是件赏心乐事；他圣洁敬虔的生命，和他不断与神的相交，让我在和他交通时，心灵的饥渴得到最大的满足。” 
但戴德生还是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他难过地发现他的药物供应已付诸一炬，而在重新补给返回汕头之前，他又收到另一则更令人痛心的消息，就是汕头那些腐败的官吏把宾威廉抓了，并且还押解他经过三十一天苛刻的路程，到了广州。戴德生不得返回汕头。 
突然间，本来相当明显的道路竟再一次阻塞了，但这一障碍反而带领他走上另一条他终身不会后悔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