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

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 ,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
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 
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它就会死亡了。神是信实的，地一定守信。 
祷告蒙应允，这使得戴德生大得鼓舞，不久他的健康也就大致恢复，可以往扬子江下游去了。在那里，春天已回到人间，而在内地会的同工中亦洋溢着一股暖洋洋的新朝气。在镇江，正如其它大部分的宣教站，中国信往都在主里长进，新信徒不断加入教会；而那些本地领袖亦负起鼓励和教导自己同胞的责任。 
戴德生召唤那些能暂时离开其宣教站的宣教士来到镇江，在那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中，听见同工们互报喜讯，参加者都深受鼓舞。在大会结束前，他们同心祷告，为戴德生和祝名扬沿河西行进入内陆祈祷。他们此行是要找一合适城市作为基地，好打开华西布道之门。 
在临出发前，戴德生写道：“当我们被经济拮据弄得疲累不堪时，神的鼓励真是好得无比。” 
内地会同工的干劲重拾并不是因为新近收到了大笔奉献，也不是因为诸事似乎都如戴德生所愿。事实上，在镇江时，戴德生已接到令他惊讶不已的坏消息，白安美在伦敦患了重病。知道安美康复无望使他信觉伤心，而另方面他又记挂着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向是由安美代为照顾的。还有英国总部的工佗，自他离开后，就日益落在安美的肩头上。她不但要照管那间宣教宿舍，还得负责《不定期报》的编辑和寄发工佗，此外她也得回复大量信件及主持内地会的祈禧会。 
在他要沿长江西进，踏上这最长之旅前，他写信向一位亲近的基督徒朋友倾诉： 
“我们的工作从没像如今遇到那么切肤的试炼，需要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亲爱的好友白安美病重，她极其渴想见我的面；还有孩子们的需要；经济情况，加上一些同工要回国，有些又从英国出来，这都导致工作上的转变。此外，向前的发展；以及许多不能用白纸黑字详述的情况，假如我们自己要背负这一切的重担，早就被压扁了，但主不但支撑着我们，还承担着这些重担，他使我们的心在他里面欢喜快乐——不是他并银行的存款——我从未有过如此的自由，不用挂虑，不用担忧。 
“当我到达上海的那个星期，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拮据时期，来邮都拆开了，就是没有汇款！英国总部的账目又没有任何结余，我把这重担交给神。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又想到要面对的问题了。但主给我一节经文：‘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在清晨六时之前，我已知道救助在望。将到正午时，我收到慕勒先生的来信。信是先寄到宁波，所以我收信迟了，在信中，有三百多英镑。 
“我的需要又大又紧急，但神更大更近。因为他是神，所以任何事情都会，并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啊，我亲爱的弟兄，在我们这些特别境遇中，可以认识永活的神、看见、永活的神，和安息在永活的神里，这是多么令人欢喜快乐 
的事！我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他会保守自己的圣名，为他自己的仆人预备一切，又会按他自己的丰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的代祷，凭信心所作的工夫和爱心的劳苦都是有功效的。 
那年春天，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戴德生报告了实际情况：“昨天我们的手上就只剩下八十七仙。”但他又附加一句：“主是掌权的；在他里面我们有喜乐与安息！”在寄给包纳德的信中，虽然他们的钱是更少了，他仍说：“我们有这——和神所有的应许。” 
“二十五仙，”包纳德后来；回忆说：“并神所有的应许！我们自觉丰裕如大富豪！” 
戴德生挑战每一个要信靠神的供应。他写了无数的信，都带着如以下给一个委员信中的警告： 
“我为你因为不能汇款给我觉得不安而感到非常难过。让我提醒你，‘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应当专心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假如应做的都做了，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应再挂虑。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它就会死亡了。神是信实的，他一定守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不希望和内地会有联系的任何人，会在任何聚会或向个别人士募捐，故此镇江会议的主题，他是选取自一首诗的一句：“或这或那，主一定会预备。” 
当他写信去鼓励和支持白安美时，这主题正是他心中所想着的，他告诉她，他会尽快回国。在信中他写道： 
“我非常确信，假如我们愿一意等候，主必会供应……在短期内，祝名扬和我上武昌去，看看在那里可不可以成立总部，在主帮助之下，打开通往华西福音之门。那些未得省分的需要，加上为这些工作所收到的奉献，都催促着我们上路。虽然我们人手是那么短缺，给一般事工的经费又没有着落……我不知道下个月我们会怎样度过，虽然我知道我们必能度过。主不会亦永不让我们失望的。” 
在协助祝名扬在武昌成立一个宣教站之后，戴德生就回来了，不过经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于是戴家再次返回英国，一方面探望他们的好朋友白安美，另一方面则为了处理在英国总部的工作。 
但他们这次回家却是一次伤心之旅。他们还在途中时，他们那至死忠心的朋友白安美就去世了。回到塔兰路的房子，只见人去楼空，孩子们都散居在朋友和亲戚家里。总会的工作一切停顿，连每星期的祈祷会也终止了。 
总会的工作就如他们上次返回中国时的情景，七零八落。对于戴德生来说，这实在是他从事宣教工作以来的低潮。而且情况还会继续低沉下去。 
在他上武昌时，戴德生不幸在那艘小货船的梯级上重重的摔了一交，扭伤了脚踝和背部。虽然他不能动弹了好几日，但至终仍可以忍着痛走路。 
但回到伦敦一两个星期后，他发觉手脚开始麻痹。医生诊断他是脊骨受损，需要完全卧床休息。他还说戴德生可能无望再走路或站起来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戴德生唯有在他那楼上的房间卧着，但脑海里却满是待做的事情和差会各项需要处理的工作。他曾经往返地球的另一端三次，是自马可勃罗以来，到过中国最多处地方的欧洲人，而他仍然持守着一个异象，就是神要他把福音带到那大地上每一个不曾听过福音的省分。但如今他却得躺在这里，他的活动范围就只局限在那四条床柱中间狭窄的床垫上。在床尾的墙上，从两根床柱之间可以望到的是那幅很大的中国地图。 
多年后，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领导人对戴德生说：“相信有些时候，你可能会为神这么用你而深感自豪。我相信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比你有更大的殊荣。” 
“正好相反，”戴德生回答说：“我时常想，神一定是在找一些既渺少又软弱的人好为他所用，而他就找着了我。” 
而事实上，神正是藉着戴德生的软弱展开他伟大的工作。 
快过年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戴德生的瘫痪程度愈来愈严重；他不能移动，只靠一条垂在头上的绳子来帮助自己转动。最初他还可以勉强写字，但现在连执笔也不行了。而在这期间，当一八七五年展开序幕时，一份基督教刊物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的中国人代祷。”文章中他简单地提到那九个省分的一些事实，又讲到内地会的目标。此外，说到内地会最近收到四千镑，是指定用佗向这些偏远地区传福音之用的，而中国的基督徒对这件工作也是随时候命。现今的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宣教土，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面对艰难前去开荒引路。 
“可否请每一位基督徒读者，”文章这样请求，“立刻把心交给神，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向神祈祷，求他今年内就差派十八位合适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作工？” 
文章并没有提到，这工作的领导人是个无望的残疾人。也没有提到那四千英镑原来是来自戴德生和他的妻子这个事实。（这是他们最近所收到的遗产的一部分。从遗产所得的利息，他们早已奉献给内地会的工作了。）那篇文章又没有提到那两三年前的盟约，就是戴德生和几个朋友一同约定，他们要矢志每日凭信心祷告，直至神差派十八个宣教士出去为止。然而许多读者却深受这篇文章的挑战感动。 
过了不久，戴德生所收的来信开始增多，而他的喜乐和信心也随着处理这些信件加增。其实，他是看到神在工作。他这样写道： 
“内地会并没有雇员，但在无预先安排的情况下，神却带来一些志愿人士，每天来专责写信。假如早上有人来过了，但却不能逗留至完全答复所有来信为止，另一位就会出现。有时下午也会有一两个人来帮忙。有时，一个年轻朋友在城中下班，亦会来帮忙记账，或者是完成未复完的信件。就这样日日如此。这段不能动弹的日子亦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因为我不能够做其它的事，只可以‘耐心等候’主和在他里面喜乐，并看着他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所有的通信，无论是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像那段日子那么准时和快速地回信。
“向神求的那十八个宣教士陆续出现了。我们最初以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见我。不久我就可以在我的房内开个中文班了。主在适当时候带领他们一一前来，而在茂美的朋友（就是那附近的基督徒会议中心）亦开始为我的康复祷告。神祝福我的疗程，我可以起来了。我被放在一旁的原因之一已消失了。假如我身体壮健，可以四处走动的话，有人就会以为那十八个人是因应我紧急的呼吁前往中国的，而并非是神自己的工作了。但因为要躺在一旁，我只可以发出祷告的请求，而神应允祷告就明显可见。” 
在这段日子出现的是穆亚牧师，他是一位候任人选，而且至终成为一位在中国宣教的内地会成员。他记下了他和戴德生在塔兰路的第一次见面： 
“他的书房就在楼下的内房，可以从前面大厅的大折门进去。我当时既震惊又奇怪，无论如何，对于我那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房间内大部分是寄运行李的纸盒，在一面墙边是个粗劣的书架。对着后园那扇窗前，是一张铺满纸张的书桌。火炉前面，在那通常安放围栏的地方，是一张又矮又窄的铁床，上面整齐地盖着一块毛毯，这就是戴先生从早到晚躺卧之处。地上并没有一块半块地毯，室内也没有任何家具给人舒适享受的感觉。 
“戴德生先生并没有为他简陋的家居作任何致歉或解释。他躺在铁床上，兴致勃勃地与我交谈，而那一刻，对我而言，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机会。我以前对‘伟人’所有的遐想都被戴先生粉碎了：高贵的气质，相貌堂堂，任何惹人注目的外表都不存在；但基督伟大的定义却在那一刻深深印入我脑海中，多年后，直至此刻我仍没有忘记。我认为，就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戴德生比任何人都能使得基督徒重新评估他们对伟大的定义。…… 
“我讲述这些，就是让大家看到戴先生所奉行于其生命和事奉上的一些重要原则。我深切意识到，因为在中国有数以亿讦的人口需要认识福音，而这就表示在英国相应地要有更多的人作出牺牲和刻苦地过活。假如他自己不身体力行，他又怎能叫人或勉强其它人去做呢。于是他特意不为自己的生活作任何考虑或找寻安舒之所…… 
“在中国也是一样；但还多了另外一个原则。他不会叫那些与他同工的人，去面对一些他自己不愿意去忍受的困苦。他从不曾用内地会总干事的头衔，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或较容易的差事。在任何环境下，他都同其它人一样有自我牺牲和实践的精神。无论他们忍受多少苦难，每一位在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都知道戴先生亦曾如此受苦，且随时准备再面对此等苦难。没有人会在任何时刻怀疑，当他正在背十字架时，他的领袖会抛弃十架，留在更安舒的地方。而这正好说明内地会的同工为什么如此尊重和爱戴戴先生。” 
当他们被戴德生的榜样所激励的同时，他的朋友和那些准宣教士也学会了信靠禧告的能力。有一次汇到中国的每月汇款是非常的少，还差一百三十五镑才够应付一般的开支。在中午祷告时，戴德生就向屋里的人提议：“让我们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求。”那天傍晚，他们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二百三十五镙的支票，注明是卖碟子所得的款项。 
一次，当戴德生可以再起来走动时，他坐火车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俄国贵族，他是聚会的听众之一，当他们一起回伦敦时，波边斯基公爵拿出记事簿来。 
“容许我奉献一点金钱作为给中国事工之用。”他说。 
但他递给戴德生的竟是一张大面额的钞票。戴德生知道他可能弄错了，就问：“你是不是想给我五英镑呢？请收回这张五十镑的钞票！” 
“我不能够这样做。”公爵和戴德生一样感到十分惊奇。“我原本是打算给你五镑的，但神一定是要你有五十镑了。我不能收回这纸币。” 
戴德生把自己的遭遇藏在心底，回到塔兰路时，他看见家人和朋友正围着一起祷告。他们要汇钱到中国去了，但手头上的现钱还欠四十九钱十一先令。而在桌上就放着戴德生的五十镑纸币。 
这些年来，虽然经过无数次的祷告蒙应允，但巨大的难关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在那十八位宣教士启程离开英国前往中国时，中英两国又濒临开战了。 
一位英国官员深入中国西部地区时被谋杀了。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中国政府却毫不理会。驻华英国大使尽了所有的外交努力，仍然无功而返，于是忿然离开北京，到达口岸城市准备回国去。当戴德生和其它八位新同工，正预备上路，随那十八位新宣教士之后去中国时，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内地会的许多朋友都力劝戴德生不要上路。“你们全部都要回来的，”他们说“至于差派宣教士往那些偏远省分一事，根本就没可能。” 
但戴德生知道这些决定并没有问题，当人手经费都齐集时，自然就是把福音带到从未到过之地的时候了。中国内陆还会继续关闭吗？ 
在那艘载他们回中国去的法国船上，戴德生跪在他的三等舱里不住地祷告。两年前他曾写道：“我的灵魂迫切地渴望可以向那些未得的省分，那一亿八千万人传福音。假如我有一百条命为他们的缘故献上就好了！”在这期间，他尽己力使这个异象继续。他和内地会已经历许多了，如今又如何呢？ 
在最后阶段，中国政府让步了。总督李鸿章赶到，追上了英国大使。他们在那里签署条约，容许外国人可无阻拦地进入中国各地。 
当戴德生抵达上海时，这个好消息正在等着他。他从英国启程后的那个星期里，条约就签定了。那十八个人当中先后已有三批人出发往内地去了。 
“当我们的弟兄准备妥当时，”戴德生写道，“不迟不早，那长久关闭的大门亦按时为他们打开了。” 
第十九章 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一年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走动这一点，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进入中国内陆的门在表面上是“开”了许多年，但实际上它只是稍露门缝而已。到泽库会议之后，才是真正门户大开。当时签定的协议重新订明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有随意行动的自由，其实这点在以前的协约早有提及，但这次外国人的行动是加上了大清皇帝的谕令保护。他们所到之处，当地官民都得以礼相待，且不得阻碍他们的行程；这个谕旨会在各城中张贴。此外，在随后的两年内，英国官员还可以前往中国各地，查看这个命令有否落实执行。
中国内地会的成员，是最先利用这一条约之便，在中国各地开展福音工作的外国人。好多次，在他们到达一个新城市之时，当地官员会惊慌失措地匆匆赶来，慎重其事地招待这些不速之客，而他们的手下则会飞快地往城中各处张贴那些写有皇帝谕旨的告示。 
宣教士那阵子在中国各地无远弗届，甚至还深入至西藏等内陆省分。在最初的十八个月内，他们就走了三万里路。 
他们的道路亦非一帆风顺。中国政府虽然批准他们有往来各地的自由，但很多当地的领袖却对洋人非常反感。除此之外，这些行程本身亦相当艰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得徒步，而有时可坐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木制车而已。 
返回中国后的头几个月，戴德生只能完成其计划的一小部分。当他沿南中国海北上航行时，他得了个严重的病，使他不得不在镇江多逗留好一段日子。在那里，他可以做的就只有祷告和协助回复内地会的函件。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走动这一点，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他写信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珍妮。当时珍妮正留在英国照顾戴家的孩子，除玛利亚所生的四个儿女外，珍妮自己又有两个孩子，此外，还加上童跟福的遗孤女。在其后一封信中他写道：“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不过工作过劳是无可避免的了。戴德生除了要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工作外，还得编辑《百万中国人》(CHINAMILLON)这本由内地会出版，在英国售卖的新宣教杂志。另外，因为差会的秘书健康日差，而不得不返回英国休息，于是戴德生又兼顾起他负责的办公室事务来。 
当工作稍可歇息时，戴德生就会弹奏起他的小风琴和唱圣诗。他最爱的一首圣诗是这样的：“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一次，在两个成立较久的宣教站附近发生骚乱，当戴德生接到这坏消息时，年轻的倪高斯也在场，他是那十八个到内陆拓荒的宣教土之二他想，戴德生可能需要安静一下，正预备离开之际，突然他听到戴德生哼起这首歌：“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满脸惊讶，倪高斯转过头来问他说：“当你的朋友正在危难之际，你怎会有心情吹口哨的呢？” 
“你愿意见到我只会担忧愁烦吗？”戴德生回答说。“这样对我并无益处，反会影响我继续其它的工作。我当做的唯有把重担卸给神。” 
无论日夜，戴德生都会随时把重担卸给神。他们在镇江的总部，那些半夜突然醒来的宣教士，都会不时听到戴德生在低声吟咏着这首心爱的诗歌，这正是他处理内地会面对的压力和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当戴德生的体力渐渐恢复，可以再上路时，他知道他可能要比原先计划的四十个星期，在中国多逗留一段时期。“有些时候这看来实在难以接受，”他写信给珍妮说，“因为要离开你那么久。但想起主要离开天上的居所三十三年，然后在各各他山上完成最后的工作，我实在为自己的自私惭愧。” 
在中国逗留了十六个月之后，戴德生和珍妮重聚了，不过他们快活的日子是相当短暂的，因为戴德生从中国带回来一个悲惨的消息。原来中国北方发生大旱灾，有六百万人因为多年禾稻失收而要面对饥馑。两位最近被差派到灾区的宣教士回复说，在那里有数以千讦的儿童死亡，而大量少女则被卖作婢仆，并且辗转再被卖至南方的大城市。 
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国北方的需要乃燃眉之急，于是四出奔走，向全英国上下的基督徒报告当地灾情，请他们加以援助。于是为救助该地儿童的奉献开始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 
有哪位女性可以到该省分带领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呢？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白种妇女跨过分隔山西和沿海的山岭，进入内陆。因为要经过这些山岭，最起码也需乘两星期的驴车，穿越一些险恶的地段，并且夜宿在一些阴冷的旅馆里。 
戴珍妮既有经验，又乐于助人，她对当地语言又相当熟识，加上还已赢得其它宣教同工，无论是男或女的信任，她实在是最佳人选。不过珍妮这么想，她怎能离开呢？她和戴德生已分开了一年多，他正如过去一样，在中国把自己都累坏了，回到英国，珍妮正好在这里助他一把。还有，假如她去了，有谁照顾这七个小孩呢？ 
当她挣扎要作出决定时，珍妮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征兆。“我觉得我的处境和基甸甚为相似！”她这么写道，“我在中国能够发挥的能力，正如神对基甸说的一样，‘不是我差遣你去的么？’我需要有羊毛来证实这确是神的差遗。为要使那些希望我留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看法，我求神首先给我费用好去买一些必需品以装备上路，因为我有的已所剩无几了。此外，他还得给我五十镑，好待我去时手里有钱。” 
第二天，一位朋友来找珍妮说：“我这里有少量金钱，你就用来打点上路吧。”那是十英镑，正好是内地会给每位宣教士装备上路的费用。其后数天，她又收到一张突如其来的五十英镑支票。她的羊毛神已经应允了，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最后，她最为关心的事，也由戴德生的妹妹贺美解决了。贺美就住在塔兰路总部的附近，她宣布说：“假如神呼召珍妮往中国去，我就负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 
于是珍妮和戴德生又得分开了。这一年内珍妮在中国北方照顾那些饥馑的妇女和儿童，而戴德生就留在英国训练另三十位新任宣教土。而因着事工的发展，另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
那些拓荒的宣教土到达一处新工场，自然就会找地方建立自己的家，然后自然地有些人又会想娶妻成家。于是为此之故，内地会就得差派妇女进入中国的内陆，这在其它宣教机构都是绝无仅有的。就这样，另一股对内地会的批评浪潮就涌过来了。结了婚的宣教土不久就会生孩子，于是单身的妇女又得被差派去帮助那些忙碌的母亲，负起传福音和教导中国妇女的责任。假如差派已婚妇女去参与拓荒工作所招来的批评是厉害的，那么容许单身妇女到中国内陆面对危险和困难所惹来的攻击，就更严厉了。 
但戴德生记起玛利亚在中国的工佗是成功而有果效的，那是他在中国早期的一段日子；如今珍妮又被差派到山西去完成这前无古人的任务，他对女宣教土的勇气、毅力和应变能力实在有极大的信心。于是当他和珍妮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重聚，然后一同上路，探访内地会在中国新成立的宣教中心之后，开放“妇女工作”一事已是事在必行。而这一决定后来竟成为戴德生所做的最出色的决定之一。 
最初进入内地去的妇女在扬子江中游被担搁了好一段日子，她们的圣诞节是在旅途上度周的，而她们的行李亦得放在大石上晾干。当她们到达目的地时，围观的人群真是把她们吓坏了！ 
“过去整整两个月，”倪高斯太太从重庆写道，“我每天都和数以百计的妇女见面。我们的屋子就像市集一样。 
倪太太多次都因为疲累过度而在聚会中晕倒，因为在这有六千万人口的省分，只有一位白种人妇女，于是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来他们的家，听她讲福音故事。当她醒过来时，她发觉那些妇女是带着爱心和关怀，为她扇风。一位妇女更是待她如自己的亲女儿，她派人用自己的轿把倪太太接回家里，让她在最舒服的床上躺下来。在打发其它年轻妇女离开后，她会坐在床边，亲自为这位累坏了的客人摇扇，直至她睡着了为止。之后她又会安排一顿丰富的晚餐，非要倪太太吃饱才肯让她回家。 
每到一处，这些女宣教土都惊奇地发现，那些人是多么乐意见到他们，又愿意听她们讲道理。他们并不是怀着好奇而来，而是真正对圣经和耶稣的事有兴趣。所以自从那些女宣教士出现后，到第二年年终，在内陆的省分已有六、七十人信主，而且还成立了几间小型的教会。 
但这种工作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所要面对的危险，就唯有戴德生清楚了。他心爱的妻子玛利亚就是因应需要，劳碌过度加上患病去世的。于是他每天都为内地会的每一位女同工祷告，求神保守她们的健康和平安。但他又写信告诉母亲说： 
“看见我们的工作已深入中国最偏远的地区，而且潮上轨道，我内心的喜悦实在难以形容。为这一切或活或死我也是甘心的。” 
事实上他差点也要离开人间。一八七九年间，他曾三次染上重病，幸好珍妮当时已在中国，可以照顾他。珍妮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从当时他写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假如我们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压力影响我们和主的关系，你以为我们能否每一刻钟都可以过看得胜的生活呢？这种生活所带出的影响力，能否传至会里的每一位成员，然后又再反射回来？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特别觉得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是那些看不见的代祷。我们的信心要影响那些神给我们的同工，过得胜的生活。他们打的是有形的仗，而我们打的则是看不见的仗。我们焉敢不继续求神，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战争中得胜，因为这些仗都是为主而打的，而我们也是奉他名来的。” 
戴德生的病虽然能度过危险期，并且渐渐恢复健康，但他在经济方面的考验却是有增无减。“我们的经费愈来愈短缺了，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祷告。但神必不致令我们失望，让我们信靠他，不要害怕。”他写信给一位同工说。 
当一位朋友发觉他在休养期间，都是不断以祷告度日时，戴德生就解释说：“假如你需供养一个大家庭，而你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吃的话，那么你会怎么办呢？这正是我现今情况大致的写照。” 
当消息传来，戴德生和珍妮的母亲都先后在几个星期内去世时，他们就决定让珍妮回家一趟，好打理一切。而戴德生亦会尽快上路。 
他的妻子才走了十天，他就写了以下的话给她：“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在挂念着对方。到了最适当时刻，主必会带领我们重聚的。让我们追求更为他而活，并且在他里面找到满足。”
一个月之后，他沿扬子江西进，他写道： 
“你大概正经过地中海，快要到拿不勒斯了……我正在等候轮船往武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是多么的挂念着你，但神让我深觉得在他的面前和爱中，我们是多么的丰裕……他帮助我在逆境中、在穷困中有喜乐。这一切的困难都只是让神可以更彻底地展示他的恩典、能力和爱心。 
“我非常忙碌（他从武昌继续写信，当时他的一连串聚会已开始了）。神给我们有一段快乐的交通时间，而且又确定了我们赖以根据的原则是正确的。” 
这最后一句是当时一个重要的信心宣告。戴德生和其它齐集在武昌的宣教士，都重新委身，愿意依从内地会正在发展的方向工作。不过，当时内地会又快要面对另一次危机了。 
经过多年的祷告、忍耐和努力不懈，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已经来到了。中国内陆之门已是大开，而他们实在需要后援，在极北之地，还有南方和西方的宣教站驻守。不进则退，假如他们不向前进，他们就是走回头路，他们就是遇难而止，不再信靠那位永活的神了。 
不错，他们的经费是十分不足，但他们多年来都是这么拮据的了。还有，新来中国如入他们行列的同工不多也是事实。所以若要说“就目前形势，暂不向前扩展”会是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是将神给他们的新机会轻轻放过。当时的同工都觉得后退并不是神要把福音带进中国内陆的方法。 
于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就采取了勇敢的一着，他们凭信心同意要为七十个新同工来华祷告，他们也写信回家报告这一协定。当时内地会的同工就仅仅超过一百人，他们收到的奉献亦仅够支持他们现有的工作，而如今他们竟愿意同心祈求神再给他们七十位新生同工！因为在实际执行上，他们难以同时接待那么多新同工，结果便以三年为期，作为这个发展计划的期限。 
当大家在会议中同意支持这一协约时，有人就说：“到那第七十个人来华时，我们得再次聚首开个联合感恩会。” 
“到那时候我们恐怕已分布得老远了。”另一位宣教士说。“何不现在就举行感恩会？在我们分开之前为这要来的七十个人谢恩？”于是他们举行了另一次祈祷聚会——这次是预先为神应允他们的请求谢恩。 
虽然他们展示了这么大的信心，但在英国老家，很多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批评者，都认为这是绝不能成事的。 
　第二十章 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八年
肉体和心灵会衰残，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凭着信，等待着来自家乡的鼓励之言和增加的奉献。但他们的信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果效，他们非但收不到更多资源以助他们向前发展，连他们现有的工作也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危机。在一八八二年十月，戴德生写道： 
“我们当时正围坐在桌旁，收到了从英国来的信。打开其中一封，发觉信里只有九十六镑，而非往常的七至八百镑，作为我们本月的经费。当时我那难过之情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我把信封合上，然后走回卧房，打开来信，路在神的面前，求问他我拿着这九十七镑该怎么办。这一数目根本不足以分配给那分布在七十个福音站?、九十名宣教士，而这还未包括他们的妻子和超过一百个的当地工人呢，还有在我们学校里那比这些数目加起来还要多的儿童，我们又从何来金钱给他们吃饭穿衣呢！把重担卸给神后，我就向在泽库的同工堤起这件事，我们于是同心来到他面前仰望他的帮助，不过我们却没有将当时的境况给外面的任何人知道。 
“不久神的答复开始出现了。当地的朋友给我们善意的礼物，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奉献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就这样我们那一个月的需要就解决了，我们甚至不需要用一个小时去担忧。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我们再度有同样的经历。神让我们的心欢畅快乐，他用当地人的奉献来供应当地工作的需要。这是前所未有的呢。” 
经过神这次供应之后，那些宣教土们都确信神必会答允他们的祷告，为他们带来那七十个新工人。不过知道在英国的弟兄姊妹对这事有犹疑，戴德生就和他的朋友们在二月二日一起聚集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些征兆，好证实这件事是他许可的，以鼓励家乡那些怀疑者。 
戴德生解释说： 
“我们知道父亲高兴让他的儿女欢喜，所以我们就求他也使我们欢喜，同时好鼓励在英国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神感动一些有钱的管家，为着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地为这事工奉献。” 
在这之后数天，戴德生就启程回英国去了，所以他直至到达雅典前，一直都不知道这祷告的结果。虽然英国方面并不知道他们这特别的祈祷会，但是在塔兰路的同工们，即兴奋地在二月二日收到一份匿名的大礼物，那是三千镑！礼物中附有一节金句：“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这还不止，这份礼物寄来的手法相当特别。礼物的下款写着“爸爸、妈妈和五个孩子”。 
“看见神怎样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令人惊讶的。他带领他忠心的管家‘为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奉献。’” 
当他在春天抵达伦敦时，他发觉人们开始对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关心和重视起来。他们在中国拓展新工作一事亦在当地传开了。伦敦宣教会的韦列为道：“他们在该国展开工作，这正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其它差会做的工作也非常美善，只是他们并不是做拓荒的工作。” 
麦卡悌当时亦已返回英国过其安息年，他刚从东至西徒步横过中国，一路上在各大城市传福音。苏亨利和范约翰是两位从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的外国人，他们亦在英国分享自己的经历。所以当戴德生抵达英国，开始向各方面提及那七十名宣教士时，当时的基督教书体都对中国重新关注起来。 
戴德生的妻舅海恩波已负起差会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他为差会介绍了很多新朋友，于是戴德生被邀请前往全国各地介绍内地会的工作。每到一处，当人们听到内地会的发展和中国不断的需要时，都深受感动。 
一位内地会的新朋友，一位从告士打来的传道人，对戴德生那长长的讲道行程有这样的形容： 
“……有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就是无论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他总不会开口募捐。多少次我听见他带着歉意的解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奉献不会从支持其它基督教机构转过来，作为内地会经费之用。正因着这一点，也尽量避免做一些会影响其它差会的工作。他是真心实意为其它机构说话的。…… 
“那虚己的心，那带着尊严、凭信心生活的风范，在他身上都是那么实在！他不会想从你身上获得些什么，而是随时随刻愿意把他所有的与你分享。他的心思意念都存着慷慨助人的思想。有些人虽不曾用言语说明，但他们的表现却明显是向你索取资助的，而他就永不会这样做。” 
在一次大会上，当他说到中国的需要时，竟然连内地会的名字也不曾提及。尽管没有募捐，但人们都乐意解囊，甚至自己身上的珠宝手饰也除下来为中国献上。当时的一个记录提到：“聚会结束后，大概有十五、六人愿意献身宣教工作。第二天，有人送来一个珠宝手饰箱。人们从戴德生身上收获之丰富，令他们觉得可以为内地会奉献任何东西。” 
有些人只因为听到有关戴德生和他的工作就作出了表示。一位在剑桥的小朋友因为听说戴德生还在世，便愿意奉献自己储蓄的零用钱，帮助中国的小朋友认识耶稣。” 
南开普敦主教卫伯科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舍下聚会，请来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并请阁下在舍下留宿一夜。请为主名的缘故答应我们。” 
罗士托勋爵从欧洲大陆写信来说：“我在主里向你问好。你对于英国贡献极多，因为你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般纳医生转来一百镑，是一位不认识的长老会弟兄的奉献，这位弟兄说自己非常关心中国的工作。司布真先生和麦富新小姐都曾邀请他到他们各自的教会讲道。 
“我的心仍然关心着你们光明的工作（布迦先生寄来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交与你们同心为那七十个工人祷告，但我向神祈求的并不止这七十人！假若我们肯倒空自己，单寻求神的荣耀和灵魂得救，我们必可看见更奇妙的大事。 
戴德生要参与的聚会是那么多，他似乎已没什么时间处理内地会的工作。但一本记录内地会书信来往的记事簿，却显示他在短短十个月内，就亲自处理过两千六百封信——这本记录簿列明了每封信的收件日期、回复时间、还有一两句有关信函的提要。 
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没完没了，但这些工作亦是有收获的。中国内地会的代表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讲道，是触发当时学生复兴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运动如火燎原，席卷英国，最后又影响及北美。就在这运动初期，已有很多学生愿意考虑投身宣教工作。一方面，内地会收到无数的询问，另一方面他们又收到足够的奉献，让戴德生可以先行返回中国为那七十个要去的宣教士打点一切，而当时距三年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呢！ 
虽然知道内地会在英国的工作有所增长，并且为国人欣赏而心感欣慰，但戴德生却知道在华的工作扩展，只一意味着有更大的难关摆在前面。 
他在南中国海上写道：“我们不久就会在战场上，但帅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而不用害怕。‘他必能拯救。’他随时随刻都会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几个月后，他再写信告诉珍妮说： 
“肉体和心灵会衰残，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你不和我在一起，是个很大的试炼，此外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事。虽然如此，神的鼓舞是那么令人惊讶——实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没有笔墨可以尽述。没有人会想到内地会会有那么奇妙的大事发生。同样，神也大大地使用其它差会。无可置疑的，神是大大使用了内地会。希望明年继续是奇妙的一年。” 
当他航行往中国时，他早已决定要在年底前返回英国，但因为工作未完成，他要到一八八六年才能成行，而那年是内地会最丰收的一年。戴德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内陆进行一连串的采访。他到那些新成立的宣教站，给那些宣教士工作上的指导；又参加会议，并和中国基督徒见面；甚至参与新的传福音工作。有些在偏远宣教站工作的老同工，已是多年不见，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话当年，又兴致勃勃地分享内地会的新发展。那些较年轻的宣教士见到这位领袖时，都被他的忠心所鼓舞。当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讨论工作时，都同时尾将来的工作计划憧憬着。 
“我们每个人都见到异象，”一位与戴德生同行的宣教士回忆说。“那些日子彷佛天国已降临人间。没有难成的事。” 
戴德生的耐力令与他同行的年轻同工惊异不已。因为他们在内陆旅行时，多是徒步进行的。有时在一些偏远地区，他们可能要骑在驴背上，攀越那些崎岖的山径；借宿的旅店都是那么简陋，与驴驹同宿一块亦是在所难免的。有时，那些驴驹为了找草吃，竟把那些宣教士睡在上面的草帘子也吃掉。好多次他们晚上甚至找不到借宿的地方；有时日间的温度是那么高，令他们不得不在晚上行路。 
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在英国是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谈到在中国往来的艰辛： 
“夜间走路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了，因为在日间我往往不能入睡。有时当我睡着了，醒来时必会发现戴先生在看护着我，他会挂起蚊帐并赶跑那些苍蝇。在夜间走路的时候，因为睡意还浓，我会边走边睡着了。有时因为熟睡而栽倒，于是又惊醒起来走一阵子！

“由旅馆入夜打烊了，在不得其门而入之余，我们唯有露宿街头，好让那些驴驹也有时间进食。我们的食物通常就只有大米和高粱。偶尔我们会买到一只鸡、几个蛋、一些青瓜或少许水果。不过因为我们行止不定时，加上正是雨季，在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地方，小贩都没有出来摆摊子叫卖。雨下得那么多，我们常常被淋得浑身湿透，于是唯有把衣服一件一件除下来挂在火前烘干。有一次这竟激怒了‘灶君’，戴先生还得去做和事老呢。我们并没有带被褥上路，虽然戴先生自己会带两个枕头，一是用来承托头部用的，一是用来承托他的大腿。我们每人都多带着一件披肩。药箱有时则被用作枕头用……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一条河边，附近有几间小屋，那里的人都是靠背负商旅过河生活的。他们见到我们时都说河水太深，不能渡过，不过只要我们肯付一千块钱一个人，就会背我们过河。那实在太荒谬了，于是我自行走进河里去，这时河水正一寸寸地上升，雨水把河淹没了。那些人见我们定一直过河，结果都来帮忙，并且赚得一个合理的报酬。当我们都渡到对岸时，河水已开始泛滥。假如我们迟到半小时，就根本不可能过河。这时的河已变成一条滚滚大江了。 
“过了河是一条小村落，不过却没有旅店之类可栖身。再前行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唯有找地方落脚，结果只能找着个猪栏借宿。我们把那些猪赶了出去，又借了几张木板凳，再把门拆下当床板。我们把自己里在披肩里，预备就这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才开始入睡，那群猪就跑回来了。它们把那些简陋的门栏推倒，进来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栖身之地。回想起来，那晚实在是太冷，我们不能够就此放弃到外面露宿。 
“第二天天气仍然相当寒冷——我们是在山中行走，并非横过西安平原。 
一路上滂沱大雨。道路有多处地方被大水冲走了，不过戴先生仍继续前进。当河面太宽不能度过时，我们就沿着河边的峭壁攀行，依着危险的山路向前走。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停止前进，虽然他屡次叫我留下来。有几次我们险些跌下山崖，我们才走过，山路就塌了，石块和泥土滚滚掉落河里。我们并不惧怕盗匪，也不害怕豺狼，我们见过几头豺狼，不过它们并没有袭击我们。我们每天大约定四十八至五十里的路。在最后的三段路，我们分两段就完成了，因为我们想赶上在汉中的船。” 
有一次当整团人走得又累又饿时，他们听见戴德生在唱歌。其中一人留意到他在唱：“我们为这饭谢恩。”他不禁问，食物在哪里呢？ 
“不会太远的了，”戴德生含笑答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肚子饿了，很快就会送来早点！不过到时你得先等一等，要谢过饭才可以吃呢。而我因为已谢过饭，就可以立刻进食了。” 
果然，就在前面不远，他们遇到一个卖米饭的人，结果他们可以饱餐一顿。 
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发觉戴德生非常注意属灵的供应。无论往哪里，他必会带着火柴和洋烟，并他那本分成四册的圣经。 
“他无间断地在天亮一小时前做灵修。”他的同伴这样记述，“然后又再睡去……有时我起来喂那些动物吃草时，会见到他点着洋烛在读圣经。无论周围的环境多脏多吵，他都不会忘记这习惯。在旅途上他通常躺下来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时间非常长，假如路着祷告就会太疲累了。” 
最后一段行程似乎是最容易的，因为那只是一段一千里长的船程，从北部的省分沿汉水直下海岸。但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中，戴德生却请缨，照顾在汉中工作那对宣教土夫妇的五岁女儿白安妮。这位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沿海的气候才可以使她恢复健康。 
安妮的父母，见戴德生一行人并没有女性在其中，就担心这样做会加重他的负担。但戴德生却相当坚决，于是在这四至六星期的旅程中，他都亲自负责小女孩的起居饮食，日日夜夜都在看守她，照顾她。 
他在船上时写信给珍妮说：“小女孩的健康进步得很快。她非常可爱，常常小鸟依人般依着我，被那双小手揽着颈项，这感觉真美妙极了。” 
当戴德生完成这中国万里行的壮举后不久，他就召集那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大会。一八八六年年底，那些在各省区当监督的同工都一同聚集在安庆，听戴德生分享他这次旅程的心得，又一同讨论内地会面对的迫切需要。戴德生并且向这些在华的内地会领袖挑战，要他们开始思想将来更大的发展。 
戴德生自己亦非常惊奇，因为经过三期的禁食祷告后，与会的每个人都同一意假若他们的工作要继续前进，他们就必须立刻有一百位新同工。一百位！当他们再重新估量需要之后，戴德生亦得同意，加上那五十个已经开发的宣教站，一百位新同工亦仅可应付新的计划发展。于是在戴德生的同意下，委员会就发电报回伦敦说：“请为在一八八七年我们有一百位新同工祷告。” 
这电报在英国所引起的震荡是可以想象的。从来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敢梦想同时派出这么一大队人作支持。中国内地会只有一百九十名成员。人们都难以想象在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祈祷求神为他们增派一半多的宣教士，不过戴德生返回英国向他们讲述了那些在中国的宣教土所作的祈祷三部曲。 
原来，在他临离开中国时，那些在中国的领袖们都同意，他们除了向神求派那一百位同工外，还会求他赐给他们额外的五万镑，作为那些新宣教士的开支。而这需要，他们是不会向任何人暗示或募捐的。第三，这笔额外的奉献，会是整笔而来的，以免在英国那仅有的数名同工，要应付更多复信和记账的工作。 
一八八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年有六百名男女志愿参与内地会的工作。他们从中拣选了一百零二人，经过训练就差派他们上路了。他们收到的额外奉献是五万五千镑，而非只是五万钱，于是他们的需要就落实了。更奇妙的是，这些奉献就只分十一批而来，那些在英国的同工的工作量并未因此而大增。 
虽然如此！这蒙应允的祷告却大大增加了戴德生的工作。他每天要讲二、三次，甚至是四次的道。他似乎要不停地会见那些候任同工，还有每天平均要回复十三至十四封信。这样子一连过了十二个月。但这“一百名同工”的故事却是远近皆知，挑起更多人对中国以至内地会工作的兴趣。 
结果在一八八八年，慕迪就请戴德生在返回中国途中时，顺道往美国一行。 
“我并没有想过来美国会为中国内地会的发展带来那么大的收获。我很高兴神为我打开这一条路。听见有超过二千名学生愿意献身海外的宣教工作，我就特别想见慕迪先生。美国的宣教差会还没有准备负责起这二千位工人，或许当我们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信实时，他们发觉圣经是讲“要去”而并非是“受差派”呢。我相信当圣经受默示成书时，假若神要说“受差派”是可以的，不过神却说了“要去”。我希望我可以鼓励一些人出“去”。 
当戴德生在慕迪博土主持的一个大型学生会议讲道之后，那些学生都主动地为中国的宣教土收集奉献。他们所收到的奉献足够支持八个宣教土一年的经费之用。 
不过戴德生对这新发展却并不表示兴奋，他反而觉得是另一个重担。他解释说： 
“有宣教土而经费不足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神必会照顾他儿女的需要，他不会要我抢过他自己的责任来。但有钱而无宣教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你们在美国的应把这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而不自己差派你们当中的人去使用这些钱。我们有钱，但人在哪里呢？” 
戴德生非常焦急要回中国去。他说，假如他有宣教土而没有奉献，他也会立刻起程回去，因为他相信奉献是会接着来的。他就曾多次这样做。但他不能拿了钱而不带着一些新宣教士离开。 
慕迪鼓励戴德生直接呼吁工人参与他们的工作，他照做了。当有三位年轻人愿一意上路时，他就欣然接受了那笔奉献。不过事情又变得复杂化了，原来每当他接纳一名新成员时，这成员的家人和朋友就会表示将完全负起他的费用。结果，当那首八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被拣上时，那笔原来的奉献都不曾动用分毫。当戴德生把这笔钱献给神，神就把它变为五饼二鱼，使它用之不竭。 
虽然事前没有想过，但戴德生却立刻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内地会的分会。就在他踏足美国三个月后，他就带同十四位年轻的北美宣教土往中国去了。从那时起，中国内地会就成为了一个跨国的机构，虽然在更早之前，他们已是跨越宗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