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彩排的人生
——纪念大学时的恩师们
唐郁文
在秋风拂煦、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在我们祝贺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杭州大学中文系首届五年制本科同学会庆祝五十华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含辛茹苦地培育我们的恩师们,曾经和我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令人永生难忘;只可惜人生短暂,又无法彩排,难忘这消逝的岁月,他们的谆谆教诲、引经据典,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至今都还历历在目。
五十年前,国家正面临着极度困难时期,我们来自各地的百多号莘莘学子,考入杭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校的第一天,第一堂课,就是聆听系主任姜亮夫先生的训词。他身穿老式的蓝布中山装,高度的近视眼,两个眼镜片像是墨水瓶的瓶底,一轮一轮的。眼前这位古朴的老先生和堂堂的大学教授,我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但是,他却是一位全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早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一代宗师,又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后留学法国,解放前夕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转辗至杭州大学创办中文系和古籍研究所,40多年间,他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数百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是一位国宝级的人物。他学贯中西、德高望重、又淡泊名利;他生活上随遇而安、布衣蔬食,心境恬然,我们都非常敬仰他。他一讲话,我们就肃静,他像和谁生气似的,开口就点着桌子“训斥”我们。说要好好读书,要多读书、要做好学问,学会做卡片,要能写一手好字。还一脸严肃地讲解如何坚持不懈地做学问,还饶有趣味地讲解王国维读书的三个境界和做学问的四戒(戒标榜、戒毁谤、戒圆滑、戒妄冀)又讲了为什么要办五年制本科,为什么要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等等。他是为了事业、为了他研究的学术后继有人而焦虑啊!后来,我们也渐渐知道姜先生的坎坷一生,他虽家学渊源,然而他的学术造诣是苦读苦钻、勤奋出来的。第二天,他亲自带领我们去游西湖,我们这批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又是第一次来杭州,异常兴奋,大家拥着他,徒步从黄龙洞,经葛岭上宝石山,观保淑塔,至岳坟。再从苏小小墓到中山公园及平湖秋月再过断桥到昭庆寺返回学校。他一路上谈笑风生,和昨天的严肃表情判若两人。他边走边介绍:黄龙洞门口的这幅楹联:“黄龙不竭,老子其犹”是什么意思?原来上联说的是黄龙洞的泉流潭水不绝,暗喻的是我国传统的道教自黄帝问道以来,延续四千余年而不绝。下联“老子其犹”乃是“老子其犹龙耶”的缩略语。说的是老子是道教里最杰出的代表,却隐了那个“龙”字。上下联联系起来,既暗含“黄龙”两字,又说明这是个道教胜地。又介绍保俶塔的来历,介绍岳坟大门上的楹联。还说岳墓前的那幅楹联无论词性、平仄、内容的反对都对得非常合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已经61岁的姜老先生,他心情非常开朗,乐意为我们做义务导游,一路走一路拄着拐杖,脚步很轻健,据说当年在清华求学时,他还是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呢。记得在63年校庆10周年时,笔者曾以校美工团名义去向他求取墨宝展出。他很谦虚地说,不好意思啊,我的字不上谱,你看看能不能用?我展开一看:“武林门上赤帜,道古桥边东风”,两联刚劲有力的大字,气宇轩昂,正体现出先生对教育事业的专注、体现出先生一身浩然正气和刚正不阿的精神。
教我们宋词的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他是温州人,地方口音极重。常用温州话朗诵宋词。要是不看书的话,是绝对听不懂的。因为另有他的助手吴熊和教授穿插上课,所以他上课不是很多。单知道他早年是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在进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前,曾在严州中学任教国文,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后来却走上了大学的讲坛,任浙江大学教授。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他的学问全靠自学。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词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夏承焘先生作为杰出的词学家,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也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使传统的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一代词宗”。曾和陈 毅、毛泽东都有信札往来,胡乔木给予极高的评价“文坛先进,词学宗师”。他专攻词学,也多有发明和创造,“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欲合唐词宋诗为一体”(如瞿髯词)。给后人留下近千万字恢弘巨著。从教60多年来,夏先生善于奖掖人才,扶植后进。桃李门墙,济济多士。他是全心全意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导师,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学者慕名远道前来向他求教的,络绎不绝。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其实,他既学术渊博,又浪漫雅趣,是位性情中人,上课不拘泥,喜发散,有时说说自己先笑起来。有人说1963年十月小阳春里,他带着会弹古琴的校花田某上玉皇山,焚香弹琴,先生吟唱:除苏轼的《水调歌头》、柳永的《雨霖铃》外,就喜欢吟咏自己的力作《浪淘沙·过七里泷》:“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 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一次,我去他家,他给了我一幅条幅说,“你给的任务,我总算完成了。”我说,“先生太客气了,在展览会上我要把它挂在最前面的。”拿回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这是选自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张俞和梅尧臣是同时代的人,都写了不少为贫民鸣不平的诗,如梅的《陶者》:“陶尽门前土,无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局大厦”。很叛逆呢,怎么办呢?展会要大讲特讲大好形势的呀,这下可难为了。记得反右后,夏先生还写过一首打油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是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拿他不动重如山。”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实在人,给展会可出了个难题。从夏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看,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一个人一辈子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了;为人也一样,要宽容、豁达,求实,如《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托孤遗诏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的古汉语课程先是由任铭善教授讲授,后由蒋礼鸿教授继续。任教授是个高高的硬汉子,上课站立笔挺硬朗,说话声音洪亮而清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课没有拖泥带水的语气词,也从没说过一句标榜自己的话。有点威严、有点傲气。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有口皆碑都称他是东方一流的语言学家。就因为他为人率真、敢于直言,五七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上课的内容主要是他所研究的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课题,什么三十六音韵,音韵学,古今音韵研究。听起来颇为深奥。尤其是上古音、中古音。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读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困难时期,农村里连饭都吃不上,有些同学想卷铺盖回家种瓜点豆去。任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眼睛里闪烁着同情的目光,但是还是认真耐心地讲解: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以及“帮、滂、并、明;端、透、定、泥﹒﹒﹒﹒﹒﹒”任教授一生从事教学,在人才培养、引进,主流学科的形成、课程完善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为学校做了大量工作。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他多才多艺,诗词、书画、篆刻皆精通。诗词与夏承焘、王季思、徐声越、朱生豪、蒋礼鸿等多有唱和,书画篆刻则与郦承铨、陆维钊、胡士莹、沙孟海常有交流。一次去他家,他知道我喜欢书画,他就拿出装裱精致的他和马叙伦先生有关“说文解字”问题讨论的往来信札,全是用蝇头小楷写的,十分精致。然后,他又当场挥毫作画,画一幅梅花小品给我。我问他,老师画梅怎么只画细细的一支呢?不是说画梅花要盘根错节,以曲为美吗?他说别急,你看好了。他边画边说画梅花小品,关键是枝梢,其为梢也。形态各异。画好后,他题了一首小诗在留白处:“洗砚池旁一树梅,昨夜东风数枝开;莫道淡墨无颜色,万紫千红取次来。”写好后,说见笑见笑。却始终不曾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先生酷爱梅花,写梅,画梅,是因为梅花剪雪裁冰,迎寒而开,一身傲骨,风雅至致,是坚韧不拔的人格的象征。任教授很早以前,就曾写过一首咏梅诗:“画梅如画松,貌同势不同。爱此岁后骨,不受秦王封。”这大概就是任老师的一身傲骨的写照罢。
蒋礼鸿教授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也是任教授的得力助手,教授我们古汉语,他教得很认真很辛苦。上、中、下三册厚厚的古汉语书的教学几乎都由他承担。他是1939年之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精通文字、训诂、音韵,擅长俗语词研究、古书校释和辞书编纂,尤其在敦煌语言学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享誉海内外。《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蒋礼鸿在学术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一部考释敦煌变文中词语的专著。他上课讲话严谨,处处以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影响和教育后学。他淡泊名利、生活简朴,重视培养学生严谨、踏实、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学风,诲人孜孜不倦,为了鼓励学生钻研学问,他常常说,“在某某刊物上有我写的一篇文章,你们要去看看的。”教育学生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我们最常见的是,蒋老师在晚饭后,总要陪夫人盛教授散步。他们两老携手沿着杭大路漫步走着。夕阳下,他们悠长而和谐的背影形成杭大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孙席珍老师是教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55岁的他型瘦而矍铄,始终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又黑又亮(似乎是搽过油的),走路常点着头,像位英国绅士。说话很噱头,但自己却从来不笑。一谈到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可就来劲,眼睛发亮,说话娓娓动听。一次讲到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可真的来劲了。因为这是一本爱情小说,刚出版期间,因教会宣称其书有为自杀和通奸辩护的嫌疑,使得多个国家把其列为禁书。解禁后,此书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据说当拿破仑会见歌德时,拿破仑自已承认已阅读过七遍。拿破仑上战场的时候,,怀里放的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以自己个人经历的情节写成此书,想不到社会影响会那么大。孙老师讲得兴奋起来,说失恋了就跳西湖自杀,人们从西湖里捞上来的青年小伙子,衣袋里都塞着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后来才知道孙席珍老师原是一位很不简单的大人物。他是绍兴平水镇人,16岁起就发表诗歌。早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新诗。先后发表《稚儿的春天》,《黄花》等新自由诗数百首。被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称赞为“诗孩”。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即随林伯渠参加北伐,被调任总政治部做郭沫若的秘书,负责主编南昌版《革命军日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不久流亡日本。1930年回到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师。同时与好友发起组织北方左联,并编辑《文史》刊物。1927年以后陆续出版短篇小说集《到大连去》、《槐花》等;中篇小说《凤仙姑娘》、《战争三部曲》等,人称为“京华才子”。他是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并且是我国第一位战争文学家。“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谷足音,声誉文坛。
我们的写作指导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陈企霞先生 ,他原来是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副刊主编,解放后是文艺报的主编,是著名作家、文学家。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又被错划为“右派”。后还戴着“右派”帽子来杭州大学任教的。我在想:惊骇全国的所谓“丁陈案件”加上“右派”罪名,使他被中国作家协会扫地出门,落难时才42岁呀。著名文艺理论家怎么也分析不了自己的人生坐标究竟被谁强行偏移了。他来我们班上写作课。记得我写的一篇题为《在火车上》的作文,根据老师的提议,内容是写寒假见闻的。写的就是我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所见所闻。被陈老师打了个满分,还向全班同学读了一遍,作了推荐。这下可热闹了,有同学要借去看看。我当时自己也吃不准,一个反党的大右派,他居然说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心里能不捏着一把汗吗?老人家说过,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被敌人拥护的是坏事啊,幸亏,我的作文没有牵涉到政治问题和农村政策问题。我清楚记得念初三时的反右斗争和念高中时的“拔白旗”运动,弄不好是要被开除,戴上“右派”帽子的呢。从此我想还是别傻帽了,应付着吧。以后一直没有和陈老师来往过。据说他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后调任北京矛盾文学奖评委,《民族文学》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1988年1月16日病逝。一个文思如潮、如日中天的大作家,25年来没有写过一个字,也没有他说话和发表文章的地方,学生对他也避而远之。你说这是过的怎样一种生活呀,我的老师!
最使人感到同情的还是刘操南教授,他教我们的时候刚42岁,正是风华正茂,可看上去却像是个很老的先生。他是上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曲赋,常常是边上课边咏唱;有时联系自己的遭遇觉得很悲伤,泪流满面;有时又很开心,唱几句苏州评弹开篇,如小孩似地笑得很可爱,两肩抬起来,摇着头自得其乐。他是个神童,6岁入塾,读《四书》、《毛诗》、《左氏春秋》就深得私塾先生的赏识。抗战爆发,负笈国立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随校内迁,毕业于贵州遵义。为竺可桢校长看中,留校任教。直至在杭州大学从教。他是中国当代著名诗词学家,古文献学家,所撰写的古诗词远扬海内外,曾荣获台湾主办的世界儒学征文比赛第二名。其诗意盎然;入韵和弦;平仄合律;对仗工整;难度极大,不完整统计已写诗词1000多首,还有《水泊梁山》、《红楼梦弹词开篇集》、《周易古经兼义校注》、《诗学发微校注》、《古代游记选注》、《历算求索》,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星相卜卦样样通晓,同学们戏称他是个杂家。其实他生前忠诚教育事业,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他讲课如同苏州人说书,很引人入胜,他的一手漂亮的板书,给我的影响极大、极深刻。
徐步奎教授是给我们讲授的是明清文学,重点是汤显祖的作品,尤其是讲《牡丹亭》,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上课时高兴起来也会哼几句昆曲。他是东阳人,说话方音很重,不太好懂。他既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天智也不是很聪颖,但是非常勤奋。据说他读初中就有英语、算学、体育三门课不及格。但就是这位小时候英语总不及格的学生,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文系,后来靠着精深的外语水平,透彻研究了西方戏剧,又专心研究明清戏曲,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一生致力于元明清文学尤其是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在杭大给我们讲专业课的老教师还有胡士莹、张仲甫、王维贤、童志和、蒋寿强、张颂南、傅国通等老前辈。年富力强,治学有方而又学术著作丰厚的有吴熊和、祝鸿熙、朱宏达、郑择魁、黄金贵、李寿福、姜晓雄、平慧善、倪宝元、蔡良骥、李殿根等老师。曾经担任过我们级任导师的是陈为良老师。当时这些老师都还很年轻,都是杭州大学的教学骨干,也是日后办好杭大中文系的栋梁,可惜“文革”灾难来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到老师们的教诲。今天我以难以描述的心情作小诗一首,祝贺杭州大学六一级首届五年制本科同学会庆五十华诞,以示情怀:五十年后喜相逢, 相见热泪涌心胸。 昔时青丝鬓已雪, 今日曲背弯如弓。 千言万语述不尽, 师生情意乐融融。莫叹年华空逝水, 满目青山夕阳红。
2011年教师节写于积薪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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